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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通辽金元史及西北舆地之学，世有大儒之目。
王的思想和学术旨趣与沈甚契合。
沈欣赏王为罗振玉作的《殷虚书契考释后序》，以为可与言古音韵之学；并称赞王善于命题，趣说：“君为学，乃善自命题，何不多命数题，为我辈遣日之资乎？”
[35]1919年沈七十寿诞，王为之序，极称乙庵之学的博大，写道：
世之言学者，辄伥伥无所归，顾莫不推嘉兴沈先生，以为亭林、东原、竹汀者俦也。
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之学，然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
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原委，似国初诸老。
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窖，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
至于综览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
若夫缅想在昔，达观时变，有先知之哲，有不可解之情，知天而不任天，遗世而不忘世，如古圣哲之所感者，则仅以其一二见于歌诗。
发为口说，言之不能以详，世所得而窥见者，其为学之方法而已。
又说：
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其方法则一。
国初诸老，用此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
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
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
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
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
[36]
可以说给予了至高而不能再高的评价，我们由此可知静安之学的格致与归宿。
而当1922年沈氏在上海辞世，静安先生的挽联写的是：“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是更大哲人，四昭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
更可见两人交谊之厚。
王国维回国扫墓停留上海期间，罗振玉也回国赴安阳考察，于是两人又会合于沪上，时间在1915年4月。
罗振玉经王国维介绍结识沈曾植即在此时。
第一次相见，罗向沈请教了古音韵问题，相谈甚得。
加上对古籍图书版本和书画的共同爱好，他们应该有谈不完的话题。
就一代通儒的学术气象而言，沈的标格，世罕其匹；就一个纯粹学人的为学精神而言，王恐怕应站在沈的右边。
罗的所长在中西教育和甲骨金石器物，视野格局亦有可观。
沈的所长在边疆史地和学养器识。
而静安之学识固然，金石器物的过眼或逊于罗，但书画鉴赏的根底亦有可观。
因其多了一层家学熏习，其父王乃誉的书画收藏及长期鉴赏经验，必然如同种子一般植入静安的文化血液之中。
明了这一层，可以正解王、罗和王、沈之间的针芥之歧与针芥之合。
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挽词》中对先生此一时期的学术景观有极为准确的评价：“大云书库富收藏，古器奇文日品量。
考释殷书开盛业，钩探商史发幽光。
当世通人数旧游，外穷瀛渤内神州。
伯沙博士同扬搉，海日尚书互倡酬。”
[37]“伯沙博士”
指的是法国的两位汉学家伯希和暨沙畹博士；“海日尚书”
则是指沈曾植，意谓静安先生此时已成为与中外学界顶尖人物并驾齐驱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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