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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闻而悚然，自怼以前所学未醇，乃取行箧《静安文集》百余册，悉摧烧之，欲北面称弟子。
予以东原（戴震）之于茂堂（段玉裁）者谢之。
其迁善徙义之勇如此。”
[29]罗氏的话，有人以为不尽确实，认为王未必烧书。
其实以王国维的性情论，尽弃前学，完全可能。
日人狩野直喜在回忆王在日本的印象时也说过：“从来京都时开始，王君在学问上的倾向，似有所改变。
这是说，王君似乎想更新中国经学的研究，有志于创立新见解。
例如在谈话中，我提到西洋哲学，王君总是苦笑着说，他不懂西洋哲学。”
[30]透露出决心改变学术路向的信息。
而1913和1914这两年，先生全身心致力于古文字和古史研究的沉迷状况，我们从他写给缪荃孙的信里可以获知大体轮廓。
一则曰：“今年发温经之兴，将《三礼注疏》圈点一过。
阮校尚称详密，而误处尚属不少，有显然谬误而不赞一辞者，有引极平常之书而不一参校者，臧、洪诸君非不通礼学，而疏漏如是。
此系私家著述，犹不免是病，无怪官书之不能善也。”
[31]二则曰：“比年以来拟专治三代之学，因先治古文字，遂览宋人及国朝诸家之说。
此事自宋迄近数十年无甚进步，《积古》于此事有筚路蓝缕之功，然甚疏陋，亦不能鉴别真伪。
《筠清》出龚定庵手，尤为荒谬。
许印林称切实，亦无甚发明。
最后得吴清卿乃为独绝，惜为一官所累，未能竟其学。
然此数十年来，学问家之聪明才气未有大于彼者，不当以学之成否、著书之多寡论也。”
[32]
这两封信分别写于1913年11月和1914年7月，从而可见其沉潜古学的精神和钻研的深度。
而其研治范则不止于古文字、古器物和古史研究，实已返归六经，亦即罗振玉所建言的，如接续“三千年之教泽”
“舍返经信古未由”
。
可知此一时期静安先生所致力的乃是大范围的“三代之学”
。
其所著之《流沙坠简》及其《考释》（与罗氏合作）、《简牍检署考》、《明堂寝庙考》、《秦郡考》、《生霸死霸考》、《胡服考》、《宋代金文著录表》、《国朝金文著录表》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此外还有《颐和园词》也作于此时。
总之寓居日本四年多时间，先生之学问大变，而收获成果之丰硕则为已往未有。
他自己后来也说，此一时期“成书之多，为一生冠”
[33]。
其《丙辰日记》（1916）亦云：“自辛亥十月寓居京都，至是已五度岁，实计在京都已四岁余。
此四年中生活，在一生中最为简单，惟学问则变化滋甚。”
[34]
1915年春天，先生曾归国扫墓，因得以在上海与沈曾植相识。
沈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
光绪六年进士，钦用主事，观政学部，迁员外郎，并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俄国股章京。
曾参与康有为公车上书和张勋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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