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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更加系统地完善了自己的“造士”
学说，所撰写的《致用精舍记》写道：“世之治乱视人才，人才之盛衰，存乎造士。”
至于如何造士？他说无非“上之人有以教，下之人有以学”
。
学之原始，在于致知，致知在致用。
故“学之为用，实为世运人才升降之原”
。
圣人“修六经”
，可“为万世师”
。
“由训诂以求义理，而尊其所闻，行其所知”
，“圣人复兴”
，无逾此途。
亦即“渊乎其识，足以烛理，沛乎其气，足以干事”
。
但也不是“汲汲于求用”
，只是致用的工具知识和条件准备，“不可一日不讲”
。
[63]《致用精舍学规》之初拟或另有其人[64]，但最后必经右铭删订改润定稿，应无疑问。
故《学规》明确提出“义理为体，经济为用，词章考据为文采”
的主张，认为即使号称学问兴盛的乾嘉之际，“数十百年间，考据词章之士多出其中，而能以道德经纶世变者，缈焉寡闻”
。
而在谈到“晚近之人才”
的时候，至有“词章考据，虚美无用，姑无论已”
[65]的说法。
此可见右铭是完全承继了乃父陈琢如的学问精神，对已流为士风习气的学弊的批评异常严厉，毋宁说这也是他汲汲于兴学易俗的动力源泉。
这里需要辨明，义宁之学的思想旨归系来自王学，这有陈琢如对王学的共鸣心折可证。
王学之于义宁，可以说是家传夙契之学，不只陈琢如一代，其于宝箴，其于三立，王学的影响，均昭然可睹。
早在咸丰十年（1860年）会试京师，陈宝箴与易佩绅、罗亨奎交游之时，右铭就在《答易笏山书》里阐述了他对阳明学的态度。
他说：
窃谓朱子教人为学，次第节目，至精至详，何有支离之病？但宗朱子者，务以攻陆、王为事，往往矫枉过甚，反专求之于言，不求诸心，故末流之失，稍涉支离者，亦有之矣。
即阳明之学，亦何尝以空寂为宗？以其攻朱学末流之失，语意不免偏重。
而为阳明之学者，又不深究其本末，而徒以附会宗旨为事，且并阳明之意而失之，何有于朱子也？[68]
朱子之学是否“支离”
和阳明之学是否“空寂”
，历来是学者争议的问题，而争议的因由，并不只是缘于朱子和阳明的学问本体，有时还有时代环境和思想潮流影响其间。
有清一代大力提倡程朱理学，朱子的地位如日中天，阳明学不时成为攻讦的对象。
故陈宝箴虽将朱子和阳明并列，辨其“支离”
不是朱子学问本身的问题，而是“宗朱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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