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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皇上而去。
清华的校长和我是相识的，他写信给我，他说，只有一人可以使王国维前来就职，就是逊帝，请我对逊帝说一下，可否由逊帝叫他去教书，莘莘学子受惠不浅。
我便把这个情形对逊帝说了，结果是逊帝一开口，王国维奉命唯谨。
[86]
原来王国维就聘清华一事，提议人是胡适，穿线人是庄士敦。
这就里外皆无不合了。
《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依叙事而言，我参照各种相关资料复按，应可认定是翔实可信的。
201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高伯雨译注本，尤可信赖。
译注人是有名的熟悉晚清史事的专家，有不确的地方，他都一一予以注出。
此处他还注明，王国维是去清华学堂研究院，因为清华大学是1928年成立的，可见其严谨。
那么前往具帖拜请的是哪一位呢？是当时担任国学研究院主任的吴宓。
《吴宓自编年谱》1925年条写道：“宓持清华曹云祥校长聘书，恭谒王国维静安先生，在厅堂向上行三鞠躬礼。
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
[87]这样，整个过程就严丝合缝地连起来了。
静安在1925年3月21日给罗振玉的信里，也写到了此事：“清华房屋顷得七间五间各一所，拟即与定约，下月中当移居也。”
[88]此信的开头一句是：“昨别后，午刻抵京。”
[89]则写信的前一天，王、罗还曾在天津晤面，应聘清华的过程，相信静安必向罗细陈。
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于1925年，是一旨在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之机构。
1925年4月17日（农历三月二十五），先生携全家搬入清华园西院十八号居住，并提议“多购置书籍”
[90]。
所聘之导师除王先生外，还有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学者称“四大导师”
。
讲师有考古学家李济，研究院主任则是吴宓，都是当世大儒。
在国学研究院开学之前，先生应清华学生会邀请，尝以“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
为题做演讲，后来改定稿刊载于《学衡》等刊物。
研究院九月开学，先生作为经史、小学科的导师，每周讲授《古史新证》两小时、《尚书》两小时、《说文》一小时。
他的著名的“二重证据法”
，就是在《古史新证》中提出的。
他说：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
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证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
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91]
此论一出，对当时流行的疑古思潮，应不无震撼性的补偏救弊之作用。
是非经久而论定，时至今日，我辈当益信静安先生之论为颠扑不破之的论也。
听过静安先生课的国学研究院同学的印象是：“先生体质瘦弱，身着不合时宜之朴素衣服，面部苍黄，鼻架玳瑁眼镜，骤视之，几若六七十许老人。
态度冷静，动作从容，一望而知为修养深厚之大师也”
[92]，“他讲学的时候，常说‘这个地方我不懂’，但又宣称‘我研究的成果是无可争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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