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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就地方教育情形，非学部统筹全局，立其根本，则虽圣贤豪杰亦无以善其后，况不才如某者乎。
且某尚欲研究学问，又将有四方之役，未能以身委诸一邑之公益也。”
[22]此可见先生对晚清教育现状的体认别具卓识。
其中，刊载于1906年出版的《教育世界》第13期上的《去毒篇》一文，尤值得我们注意。
当时社会有识之士对鸦片之为害无不深恶痛绝，但怎样才能彻底根除？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写道：
禁鸦片之根本之道，除修明政治，大兴教育，以养成国民之知识及道德外，尤不可不于国民之感情加之意焉。
其道安在？即宗教与美术二者是。
前者适于下流社会，后者适于上流社会；前者所以鼓国民之希望，后者所以供国民之慰藉。
兹二者，尤我国今日所最缺乏，亦其所最需要者也。
[23]
他甚至还说“感情上之疾病，非以感情治之不可”
，把情感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内容之一，这是王氏的特见，应看到这是切合我国国情的非常重要的教育思想。
第二年，经罗振玉引见，得识学部尚书兼军机大臣荣庆，受到赏识，命在学部总务司行走，同时担任学部图书编译局编译之职。
1907年9月，清廷谕令已经入职军机的张之洞管理学部。
但南皮雅不情愿任该职，多次辞却，反复谕诏，才不得已北上京师。
然未及一载，1908年11月14日、15日，光绪和慈禧先后辞世，清朝的命运已接近终局。
而第二年即1909年的10月，张之洞就溘然而逝了，终年七十三岁。
王国维写给张之洞的长信《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就在此前后。
信中提出，经学科大学和文学科大学的课程设置有经学而没有哲学，是根本性的错误。
盖先生在沉醉于欧西哲学、美学的同时，对东西教育思想也做了深入的研究，《教育世界》上曾发表多篇他探讨教育问题的文章可作为证明。
他的指陈辜鸿铭翻译错误的《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也是这一年所写，发表在《教育世界》杂志。
值得注意的是二十年后《学衡》重刊此文，他所做的一番说明：“此文作于光绪丙午，曾登载于上海《教育世界》杂志。
此志当日不行于世，故鲜知之者。
越二十年乙丑夏日，检理旧箧始得之。
《学衡》杂志编者请转载，因复览一过。
此文对辜君批评颇酷，少年习气，殊堪自哂。
案辜君雄文卓识，世间久有定论，此文所指摘者，不过其一二小疵，读者若以此而抹杀辜君，则不独非鄙人今日之意，亦非二十年前作此文之旨也。”
[24]从中可以看出先生学术思想的变迁，以及他的足以启导后世的自省精神。
静安先生任职学部的时间是在1907年春天。
恰好同年5月法人伯希和氏运敦煌写本经卷过京师，他有机缘和罗振玉一起前往观看，并将其中一些作了过录，因而结识了伯氏这位日后对他的学术甚有影响的著名汉学家。
7月，原配莫氏病故；阴历年底，继母叶老太太亦辞世。
先生两返海宁，料理丧事。
家庭屡遭不幸，对先生之精神打击也大矣。
1908年3月，续娶莫氏之表甥女潘氏为继室。
4月，携眷北上，仍任职学部，寓宣武门内新帘子胡同。
1909年，兼任学部名词馆协修，严复为总纂。
这一时期，先生之学已由哲学和美学转向文学和戏曲研究。
京师人文荟萃，图书条件便利，词曲等古籍善本年来先生多有所得，从而引发新的学术兴趣。
《曲录》《优语录》《录曲余谈》《曲调源流表》《古剧脚色考》《录鬼簿校注》，以及《清真先生遗事》等词曲著作，均成于此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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