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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是介绍康德哲学的就有好几篇。
[4]而歌德、席勒、拜伦、莎士比亚等文学家的生平和著述，王氏主编的《教育世界》上，也都有长短不一的译介，有的很可能直接出自静安先生的手笔。
还有小说，《教育世界》上辟有专栏，包括教育小说、心理小说、家庭小说、军事小说，均有所介绍。
值得注意的是，托尔斯泰的作品首次介绍到中国，也是王国维主持的《教育世界》杂志走在了前面。
当时王国维正在南通师范学堂任教，他把包括托尔斯泰在内的翻译作品作为学堂的教材，供学子学习。
[5]研究者一般都知晓王氏年轻时曾一度醉心于西方哲学和美学思想，而对于其在译介西方学术著作方面所做的贡献，未免估计不足。
王国维所以如此重视西学、西典、西籍的介绍，当然有晚清之时西学东渐的大的历史背景，同时也导因于他对异质文化思想影响本民族文化思想的历史渊源，有清醒的认识。
他作于1905年的《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写道：
王氏此论，是对整个中国学术嬗变过程的一种概括，但他的着眼点在外缘的因素对学术的影响，特别是域外学术思想的影响。
这点上他与晚清开明官吏的变革思想不同，他看重的是思想和精神的学习和引进。
1904年他发表于《教育世界》的《教育偶感》一文阐述得更明确，其中写道：
今之混混然输入于我中国者，非泰西物质的文明乎？政治家与教育家坎然自知其不彼若，毅然法之。
法之诚是也，然回顾我国民之精神界则奚若？试问我国之大文学家有足以代表全国民之精神，如希腊之鄂谟尔（荷马）、英之狄斯丕尔（莎士比亚）、德之格代（歌德）者乎？吾人所不能答也。
其所以不能答者，殆无其人欤？抑有之而吾人不能举其人以实之欤？二者必居其一焉。
由前之说，则我国之文学不如泰西，由后之说，则我国之重文学不如泰西。
前说我所不知。
至后说，则事实皎然，无可讳也。
我国人对文学之趣味如此，则于何处得其精神之慰藉乎？[7]
盖王国维所期望者，是一国的精神思想给国人带来的慰藉，所以他重视哲学，重视文学，重视美术（艺术）。
故同一文章他强调，大文学家的地位应高于政治家，希腊人引以为荣的是荷马，意大利人引以为荣的是但丁，英国人引以为荣的是莎士比亚，而政治家无法荷此使命。
追溯根源，则由于物质上的利益是短暂的，而精神的价值是永久的。
他说：“物质的文明，取诸他国，不数十年而具矣。
独至精神上之趣味，非千百年之培养与一二天才之出不及此。”
[8]
王国维关于“能动”
“受动”
之说的提出，说明他在追寻学术思想发生、嬗变的外部动因和内部动因。
他的本意显然更赞赏学术思想的能动时代，所以极力表彰晚周学术之光焰灿烂，而对带有能动性质之宋学也给予高度评价。
高度评价宋代思想文化，可以看出王国维在强调引进西方思想的同时，对本国的思想文化亦不乏自信的眼光。
他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也曾写道：“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
[9]其实陈寅恪先生也高度评价宋学，特别对宋代的理学和史学极口称赞。
他说：“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
[10]但学术思想的受动时期隐发着学术的大变迁，王国维同样看重，观其上述对佛教东传之盛的描绘可知。
他尤其看到了“第二之佛教”
即西洋之学术思想的东来，对促进中国传统学术走向现代学术转变的意义，这应该是他顺乎世界潮流、站在时代前沿、自觉翻译与介绍西方思想学说的主观思想动因。
二
王国维一方面是西方学术思想的积极介绍者和研究者，另一方面，他又是运用西方学术思想解释中国古典的躬行者。
最有代表性的是写于1904年的《红楼梦评论》，这是他运用西方的哲学美学思想诠释本国作品的一次重要的尝试，为后来者树立了一个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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