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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
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
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
[13]
这段话陈寅恪直接针对的是中晚唐的社会风习和道德标准的变迁，但其普遍意义适用于任何新旧更替、社会与文化变迁的时代。
尤其对知识阶级的“贤不肖拙巧之分别”
，其今典之意涵，可延长至今天。
而“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
，不是明显指王国维吗？王之所以死之故，不仅因为晚清以来的社会与文化变迁，毁灭了他的文化理想，也因为求诸个人品质他不是巧于用世的“巧者”
，而是“贤者拙者”
。
3．陈寅恪的王国维《纪念碑铭》和《遗书序》
王国维自沉后的第二年，即1929年，清华国学研究院之师生议决为王先生建立纪念碑事，碑文请陈寅恪先生撰写。
陈先生毕生秉持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就是此碑文中首次提出的。
其中写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
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呜呼！
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
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
来世不可知者也。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
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14]对王之死，再次重申《挽词序》的观点，即不是“殉清”
，而是殉自己的文化理想。
此处尤点明，既与罗振玉的“一人之恩怨”
无关，也与爱新觉罗氏“一姓之兴亡”
无关，而是要摆脱“俗谛之桎梏”
，追求“独立自由之意志”
。
陈之《碑铭》是写王，也是写他自己，寅恪先生学术思想的力度和学术精神的理性光辉在此《碑铭》中得以集中体现。
王国维逝世的当年，罗振玉编辑的《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即石印出版，但所收王氏著作多有遗漏，体例未称完备，故罗编之《遗书》流传不广。
越五年，王之弟子赵万里重新编校董理王的著作，以《王国维遗书》名之，分十六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王弟哲安当时请序于陈寅恪先生，慨然允之。
此序是陈先生继《挽词》《挽词序》《纪念碑铭》之后关于王国维的又一篇大著述，写于1934年农历六月初三。
此序的贡献，主要在于对王国维平生学术的为学范围和治学方法作了精辟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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