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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何？因此“君为李煜”
的“君”
，必指溥仪无疑。
那么“友为郦寄”
的“友”
又系何指？不是别人，而是罗振玉。
罗、王之为友，自无疑问。
而王自沉之前，两人交恶，也是不争之事实。
历史上管鲍之交的美谈和郦寄卖交的不德，是朋友相交的两个极端的例子。
但按传统的纲纪之说，即使友是郦寄这样的不友之人，仍然应待之以鲍叔。
王国维就是这样对待罗振玉的。
罗王是儿女亲家，晚年交恶，也是因儿女之事所引发。
1926年9月26日，王之长子、罗的女婿王潜明病逝于上海。
静安先生将潜明所遗之二千四百二十三元洋银寄给住在天津的罗女，罗振玉以女儿拒收为由欲退回，引起静安不满，信中致有“蔑视他人人格，于自己人格亦复有损”
[10]的极强烈的措辞。
实际两人的矛盾，由来已久。
王国维大半生的学术活动，多得到罗振玉的经济资助，因此一涉及经济问题，王格外敏感。
《白虎通》释朋友之纪有言：“货则通而不计。”
[11]依王的文化理想，他会感到罗之所为不合于纲纪之说。
当然王罗交恶，还有政治观点不合的方面。
1925年8月罗六十大寿，王祝寿诗有句：“百年知遇君无负，惭愧同为侍从臣。”
[12]问题就发生在同为溥仪老师，而对溥仪离宫后的出路，却有不同的预设。
这个问题复杂，容笔者另文论述，此不多赘。
总之，晚年的王国维越来越认识到，先是逊位尔后又被赶出宫的宣统皇帝溥仪，毕竟不是刘秀，几十年与之相交的罗振玉也不是鲍叔。
他失望了，痛苦了。
不是一般的失望，而是极端失望；不是寻常的苦痛，而是苦痛得“达极深之度”
。
寅恪先生说：“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而所以死之故，也不是由于“具体之一人一事”
，而是此人此事所代表的“君臣之纲”
和“朋友之纪”
，即具体之人事反映的文化精神和文化理想，已彻底破灭，身为“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
。
因此王国维之死，不是殉清，而是殉为其所化的那种文化、那种文化理想、那种文化精神。
论者或认为，尽管王国维是为传统文化所化的大文化人、大学者，而晚清以还的文化与社会，确是传统价值崩塌的时期，但完全可以在保存自身生命的情况下，使个人（不是社会）的文化精神得以保持，何必一定自陷绝境？陈寅恪先生昔年撰写《元白诗笺证稿》一书时，曾写下如下一段关涉社会与文化变迁底里的警世骇俗之语：
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
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
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
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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