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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期间，左腿被迫害扭折，右目全盲，每月领38.5元生活费，约有两年时间，早、晚餐各食一只馒头，不吃菜，午餐有食堂菜一份，米饭三两，住室则为无顶席墙的工棚，雨天上漏不止。
吴宓身材魁伟，素不耐饥，当年在颐和园为王国维送殡，等到晚八时灵柩始运到，“饥不能忍”
，还曾“与戴元龄等四人，在青龙桥镇中，一小店内进面食糕饼等”
[55]，可知晚年的雨僧先生怎样为饥饿所折磨。
陈寅恪以学术作为文化托命的根基，一心向学，从不旁骛，因此没有二马分途所带来的矛盾，但在蒙受精神与肉体双重苦痛这点上，与吴宓又是一致的，借用吴宓的话说，“惟有大小轻重之别耳”
。
1950年9月18日，陈寅恪在致吴宓的信中写道：“吾辈之困苦，精神、肉体两方面有加无已，自不待言矣。”
[56]1944年底寅恪先生双目失明，1962年跌断右腿，还不要说多年来频发频遇的病魔与流离。
就王、陈、吴的一生遭际而言，陈比吴平稳而少曲折，王比陈、吴更超脱省净。
“世移势变，是非经久而论定，意气阅世而平心，事过境迁，痛定思痛”
（钱基博语），安知王国维1927年6月2日之逝不是正确的选择？至少，他为中国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树立一种风范。
当年梁济自杀，陈独秀还曾热情肯定其“真诚纯洁的精神”
，说这样做“比那把道德礼教纲纪伦常挂在嘴上的旧官僚，比那把共和民权自治护法写在脸上的新官僚，到底真伪不同”
（《独秀文存》卷一）。
王国维为文为学为人真实不欺，更是有目共睹。
吴宓的誓词就是在王的文化精神的感召下悄悄写在日记中的。
连陈寅恪在饱观世运之后也有新的反省，作于1957年的《题王观堂“人间词”
及“人间词话”
新刊本》写道：“世运如潮又一时，文章得失更能知。
沈湘哀郢都陈迹，剩话人间绝妙词。”
[57]但陈、吴和王一样，文化信仰和文化精神始终如一，未尝稍有变异。
1964年夏天，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特标举欧阳修撰《新五代史》“贬斥势利，尊崇气节”
之义，并以“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
[58]告慰友朋，即为明证。
1974年，吴宓在自身莫保的境况下起而谴责批孔伐儒的谬举，致使遭遇更大的不幸，被遣送回陕西泾阳老家，终于赉志以殁。
王国维遗嘱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陈寅恪在诗中一再重复咏叹：“大患分明有此身。”
陈、吴的结局，从文化精神的指归来说，与王并无不同。
1935年出版的《吴宓诗集》，关于《王观堂先生挽词》的诗话，只录诗而未录序，晚年吴宓重订《诗集》，诗序并录，且写下按语：“此序陈义甚高，而至精切。
寅恪在1927年，已看明1949年后之变。”
[59]
吴宓一生受王、陈文化精神的影响至深至钜，直到晚年独卧病榻，仍不忘从王、陈身上汲取支撑的力量。
1971年1月29日《雨僧日记》载：“阴，晦。
上午，身体觉不适。
心脏痛，疑病。
乃服狐裘卧床，朗诵（1）王国维先生《颐和园词》；（2）陈寅恪君《王观堂先生挽词》等，涕泪横流，久之乃舒。”
[60]1973年6月3日，又梦陈寅恪诵释新作的诗句“隆春乍见三枝雁”
[61]。
哪“三枝雁”
？是王国维、陈寅恪、吴雨僧么？不过应改“隆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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