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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心术”
又是什么呢？章学诚明确指出：
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
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
[43]
这里说的“心术”
，归根到底，是对“天”
即客观历史事实的尊重及充分的表述，同时也是对“人”
即主观好恶倾向的谨慎。
因此，他主张“著书者”
应当“气平”
“情正”
地对待著述工作。
章学诚对历史撰述中主观与客观之关系的认识，在18世纪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确有鲜明的“超前”
意识，即使运用他的这一观点来看待当今中外史学中的一些思潮，也是可以受到启发而有所借鉴的。
章学诚肯定《新唐书纠谬》“用心精密，诚有功于研唐事者”
[44]，也是从一个侧面说明史家修养的重要。
以上从史家修养的传统意义上，简要地讨论了关于史家修养的理论。
而在这一理论领域，我们同样可以运用专题研究的方法，从直书、曲笔、书法、史法、史意、信史、良史等专题展开梳理和论述，亦可各见其丰富的思想、理论遗产。
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涉及的方面十分广泛，又因有其传承的优良传统而不断丰富和深入，显示出独特的理论形态和表述方式。
当今中国史学要有更大的发展、更大的进步，不论在历史理论方面，还是在史学理论方面，都有必要分别做更加深入的研究，而中国古代史学在这两个方面都有丰富厚重的遗产，可供当今史学工作者有计划地传承创新，进而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理论体系和史学理论体系。
[1]原载《文史知识》2013年第8期。
[2]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88页。
[3]沈约：《宋书》卷六十九《范晔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30～1831页。
[4]刘知幾：《史通》卷四《论赞》，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77页。
[5]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见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4页。
[6]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易教上》，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页。
[7]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15页。
[8]《左传·襄公十四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016页。
[9]《诗经·大雅·**》，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22页。
[10]《尚书·大诰》，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00页。
[11]《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149页。
[12]《尚书·君奭》，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23页。
[13]《诗经·商颂·玄鸟》，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22页。
[14]《诗经·大雅·文王》，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05页。
[15]《左传·昭公十八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95页。
[16]参见柳宗元：《柳河东集》卷十六《天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85～287页。
[17]刘禹锡：《刘禹锡集》卷五《天论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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