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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从几部有代表性的史著及史家言论中，来反映其史学功用的理论体系的。
当然，我们同样也可以从史学与畜德、史学与彰往察来、史学与惩恶劝善、史学与资治、史学与经世、史学与明道、史学与历史的关系等不同的专题，来梳理和阐述史学功用的理论体系。
再就史家修养来说。
随着史学的发展，史学家对自身的要求也随之提高，而社会对史学重视的程度也不断提高。
这几个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着史家修养走向更加自觉的精神境界，从而不断丰富着这方面的认识和理论。
先秦时期，孔子称赞晋国史官董狐“书法不隐”
[40]，被后人称为“董狐精神”
，可视为较早的关于史家修养的记载。
孟子称说孔子重视“义”
[41]，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孔子修《春秋》时的修养，即讲求对史事的判断。
司马迁著《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为撰述目标，创造出纪传体通史巨著，反映了他对认识历史有很高的追求，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他在史学上的修养。
其后，班固著《汉书》“旁贯《五经》，上下恰通”
，范晔著《后汉书》以史论见长，陈寿以总揽全局的见识和“善叙事”
著《三国志》，李延寿“追终先志成一统”
撰《南史》《北史》等，都可以视为这些史家在自身修养方面的优点和特点。
在李延寿之后，盛唐时期史学家刘知幾著《史通》一书，对以往史家、史书、史学活动进行了总结性的批评，从而提出完整的、有一定体系的史家修养的理论。
如果说他的“史才三长”
论即史才、史学、史识是史家修养的总的原则，那么他的《史通》一书就是史家修养之优劣高下在具体撰述上的表现。
刘知幾的史家修养论和史学批评论不仅在中国史学上闪耀着理论的光芒，就是在当时世界史学上也是无与伦比的。
宋人吴缜撰《新唐书纠谬》和《五代史纂误》，是中国史学批评史上的名作。
吴缜继承并发展了刘知幾的“史才三长”
论，提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著作，应包含“事实”
“褒贬”
“文采”
。
三者之中，“事实”
是基础，“事实”
不确，谈不上作史，褒贬次之，文采又次之，三者兼具才是达到了“为史之要”
[42]。
这三个要素及其主次关系所构成的史家修养的理论体系，也可视为史学批评的理论体系，即使在当今，也还具有现实的生命力。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进一步丰富、发展刘知幾的“史才三长”
论，同时也充分肯定了吴缜的批判精神和见解。
他认为，在史才、史学、史识的基础上，应补充“史德”
这一最重要的修养。
他说的“史德”
是指“著书者之心术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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