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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袁枢据《资治通鉴》内容，改成以事件为中心，因事而命篇，共厘为二百三十九事，略按时闻顺序编次，撰成《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创立了纪事本末体。
这反映出所记每一个重大事件之始末原委、完整过程的“秩序之美”
，同时也反映出所记这一个个重大事件之内在联系上的“秩序之美”
，因此，这里所表现出来的也是历史的双重“秩序”
的结合。
文学家、诗人杨万里序其书曰：“大抵搴事之成，以后于其萌；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
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约，其作窕而槬，其究遐而迩。”
这是称道它尽事之本末、说远而意近的“秩序之美”
。
以上这几种主要体裁，分别反映出历史内容在时间序列上、人物阶层上、制度沿革上、事件原委上的各自的“秩序”
。
而如果从中国古代史学的整体来看，就可以认为，它们又从很高的层次上反映出了中国历史进程中有关时间、空间、人物、事件、制度等诸多方面所构成的综合的“秩序之美”
。
同这种外部形态上的“秩序之美”
相结合，中国古代史书也讲求内部结构上的“秩序之美”
。
这种史书的内部结构，中国史学上习惯地称为体例。
刘知幾《史通·序例》篇指出：
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
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
[4]
他把史书的体例提高到同历史评价之“是非”
相关的高度上来看待，这或多或少跟“名教”
观念的传统有关，是不难理解的。
同时，体例也规定着一种“秩序”
。
他称赞《春秋》“始发凡例”
，而《左传》“显其区域”
，扩大了记事的容量。
他认为，干宝《晋纪》、范晔《后汉书》的史例“理切而多功”
，萧子显《南齐书》的例“义甚优长”
；这些，“皆序例之美者”
。
刘知幾也批评了一些史书在体例上的失当，他的批评，有的是很有见地的。
如批评《汉书》等纪传体史书，“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黩弥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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