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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批评《史记》记事“零乱”
。
又说是：“兼其所载，多聚旧记，谓采《国语》、《世本》、《国策》等。
时采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
此撰录之烦者也。”
这是批评《史记》多采用前人撰述。
又说是：“况《通史》以降，芜累尤深，遂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
这是批评《通史》《科录》不具特色而缺魅力。
刘知幾的结论是：通史一类的著作，“可谓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诫也”
。
“《史记》家”
几乎毫无可取之处了。
不过《史通·二体》篇在分析纪传、编年二体各自的长短时，因纪传体首创于司马迁，固不能不论及《史记》的“长”
与“短”
。
刘知幾说：
《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
此其所以为长也。
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此其所以为短也。
[8]
饶有兴味的是，这里所说的“此其所以为长”
，同《六家》篇对《史记》的批评并不一致；而所谓“长”
者种种，皆指其“体”
而非指其“通”
。
而这里所说的“此其所以为短”
，往往又是跟上文所说的“疆宇辽阔，年月遐长”
或此处所说“编次同类，不求年月”
相关联，即与其作为通史分不开。
对于《史记》作为通史的长处和价值，刘知幾的评价，似还不如班彪、班固父子来得慷慨。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刘知幾对《汉书》是极力推崇的。
他认为：“历观自古，史之所载也”
，如《尚书》记周事，却仅仅写到秦穆公助平王东迁；《春秋》述鲁史旧文，止于哀公；《竹书纪年》写到魏亡，《史记》只论及汉初。
——在刘知幾看来，皆非断限整齐之作。
而“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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