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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是“直”
的反意；“舞词”
“臆说”
“妄说”
是指史家极不负责的行为；“谀言”
是阿谀奉承之言，“谤议”
“诬书”
是诽谤、诬蔑之词，“曲词”
是歪曲、曲解之说，都是有明确目的的“曲笔”
行为。
“曲笔”
的目的也有种种表现：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或阿时，或媚主；或掩饰自家丑行，夸张故旧美德。
概而言之，不外是为了谋财、谋位、谋名。
可见，“曲笔”
作史者，在表现形式上和所要达到的目的上，还是有所不同的。
因此，对于史学上的“曲笔”
现象，应当做具体的考察和批评。
关于“直书”
与“曲笔”
对立的根源，刘知幾从理论上提出了两点认识。
首先，他从人的“禀性”
出发，认为这是“君子之德”
与“小人之道”
的对立。
他写道：
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
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
[7]
这里说的“君子”
“小人”
“贵”
“贱”
不是指等级的界限而是德行的高下，这是可取的。
但刘知幾把“邪正”
“曲直”
看作人的一种先天的禀赋，是不妥当的。
尽管他在做具体分析时，一般都是从社会实际生活中提出问题，显示出唯物思想的倾向；而从理论上概括为禀赋，又表明他并没有跳出唯心思想的窠臼。
其次，他从史学的社会作用和历史影响出发，分析了在历史活动中表现不同的人对史学所采取的不同态度，是“直书”
与“曲笔”
对立现象所产生的重要的社会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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