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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既书矣，乃还。
[2]
这件事情说明，史官真正要做到“书法无隐”
，是很不容易的，随时都准备以身相殉。
尽管如此，优秀的史官仍然遵循着这个法度，董狐、齐太史、南史氏就是这样的“良史”
。
这都是我国古代史学兴起时期的事情，但这种优良传统一直影响着古代史学的发展，是史家提倡的一种精神境界，也是人们评价史家的一个标准。
南朝刘勰评论史学时有这样两句话：“辞宗丘明，直归南董。”
[3]意谓史家文辞应以左丘明为宗匠，直笔而书当以南史氏、董狐为依归。
西魏史家柳虬在一篇上疏中写道：“南史抗节，表崔杼之罪；董狐书法，明赵盾之愆。
是知直笔于朝，其来久矣。”
[4]他们说的“直”
“直笔”
，都是直接从“书法无隐”
概括而来。
换言之，“书法无隐”
就是直笔的主要含义；秉笔直书，就是董狐精神。
唐朝史家吴兢撰写实录，秉笔直书，不取人情，即使面对权贵也无所阿容，时人称赞他说：“昔董狐古之良史，即今是焉。”
[5]
从“书法无隐”
到“直笔”
，不只是提法的变化，而且包含着人们在史学批评之认识上的发展。
“书法无隐”
，这是从被动的方面提出来的；“直笔”
而书，这是从主动的方面提出来的，这里就反映出史家在主体意识方面的增强。
“书法无隐”
，在孔子的时候是对个别史家的称赞；在南北朝的时候人们谈论“直笔”
，是把它作为一种史学传统或史家作风来看待的，这反映出从个别到一般的认识过程。
这种认识上的发展，是同史学的发展，尤其是同史学领域内两种作史态度的对立、斗争的发展相关联的。
二、“直书”
与“曲笔”
的对立
任何事物都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的。
“书法无隐”
之所以受到称赞，董狐之所以被誉为“良史”
，恰恰证明史学上有与此相反的事物的存在。
刘知幾撰《史通》，有“直书”
“曲笔”
两篇，概述了唐初以前史学发展中这两种作史态度的存在和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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