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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重视对史官的严格挑选。
朱敬则《请择史官表》说：“董狐、南史，岂知生于往代，而独无于此时，在乎求与不求，好与不好耳！”
[11]根据他的提议，唐高宗在《简择史官诏》中指出：“修撰国史，义在典实。
自非操履贞白，业量该通，谠正有闻，方堪此任。”
[12]这是对史官的德行、学识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后来有“史德”
的说法，其实这里讲的“操履贞白”
“谠正有闻”
就包含了对“史德”
的要求。
这些认识，在政治上和史学上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推动史学理论的发展也有一定的意义。
这个时期，史学家在史学理论上提出的问题还有三点。
（1）关于史书体例的认识。
杜预的《春秋左氏传序》，对史书体例思想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
（2）关于历史评论的认识。
范晔提出了“精意深旨”
“笔势纵放”
的要求，并认为史论可以起到“正一代得失”
的作用。
（3）批评意识进一步加强，提出了一些史学批评原则。
《文心雕龙·史传》篇提出了“详实”
“准当”
“激抗难征”
“疏阔寡要”
“文质辨洽”
“审正得序”
“约举为能”
等，有肯定的，也有否定的。
唐太宗《修晋书诏》批评诸家晋史“才非良史，事亏实录”
或“烦而寡要”
，或“滋味同于画饼”
，或“其文既野，其事罕传”
等。
颜师古《汉书叙例》对“近代注史，竞为该博，多引杂说，攻击本文”
等弊端，也多有批评，主张注史“翼赞旧书，一遵轨辙，闭绝歧路”
的原则。
这时期，反映在史学方法上主要有三种方法。
（1）比较的方法。
如张辅、范晔之论司马迁、班固优劣。
[13]（2）连类列举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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