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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认为史书具有使人们“居今识古”
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
的作用，它提出撰史的要求是：“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
它认为在历史编纂上最难处理的是对史事的“总会”
和“诠配”
；并强调“述远”
而不致“诬矫”
，“记近”
应杜绝“回邪”
，以存信史为贵。
《晋书》卷八二记载了陈寿等两晋时期十二个史家的传记，实际上是关于史家的类传。
本卷后论说：“古之王者咸建史臣，昭法立训，莫近于此。
若夫原始要终，纪情括性，其言微而显，其义皎而明，然后可以茵蔼缇油，作程遐世者也。”
这不是评论一部史书或一个史家，而是从理论上说明“史臣”
的政治作用和社会作用。
这反映了唐初史家对“史臣”
群体的历史地位的重视，也反映了他们对一个朝代的史家活动的历史的重视。
这两点都表明：从历史活动来看，史家成为考察和撰述的对象之一，是史学在社会生活中日益为人们所重视的结果；从史学活动来看，对于“史家”
群体的研究和评论，正是史学活动主体对自身历史的反省。
《晋书》卷八二在这方面是一个开端，其赞语的最后一句话是：“咸被简册，共传遥祀。”
这是既涉及历史又涉及史学、意味深长的一句话。
《隋书·经籍志》史部在史学发展上有重大贡献。
从史学理论来看，它的贡献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它把史书分成十三个类别，从而对历史撰述的范围提出了明确的界说。
这十三类的名称是：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
第二，《隋志》的历史文献分类思想具有力图反映史书之时代特征的自觉意识，这在霸史、杂传、谱系等类尤为突出。
第三，它对史官所应具备的知识和所承担的职责做了简明的概括，这就是：“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
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
内掌八柄，以诏王治，外执六典，以逆官政。
书美以彰善，记恶以垂戒，范围神化，昭明令德，穷圣人之至赜，详一代之亹亹。”
《隋志》还考察了各类史书的源流，并做了简要的评价，这在史学史上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唐初政治家和史学家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魏徵、令狐德棻、朱敬则等，关于史学有丰富的言论，也提出了一些理论上的认识。
首先，唐高祖、唐太宗都十分重视史学对于政治统治的重要作用。
唐高祖《修六代史诏》说：“司典序言，史官纪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
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讲到他自己阅读史籍的收获和认识，认为：“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
指出，历代史书“莫不彰善瘅恶，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惩凶，备百王之令典”
[10]。
可以认为，“贞观之治”
局面的出现，跟当时的史学是有密切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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