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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经三次前往西西里，希望把他的政治哲学付诸实践，把小狄奥尼修斯改造成他心目中的哲学王。
可惜他的理想碰到实践时，不免让他头破血流，他本人几乎被僭主卖为奴隶。
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虽然不像老师那样绝对，曾经在为民主政治辩护时说过非常具有哲理的话，但他同样并不厌恶君主制，反倒认为，如果一个城邦中有那么一个美德和智力都超群的人，那就必须把权力交给此人，否则就是不公正。
他还把那种由一人掌权且为全城邦着想的人作为最为理想的三种正宗政体之一。
伊索克拉底早年还幻想斯巴达和雅典能够联合起来共同领导希腊世界，但在自己的希望破灭后，他的思想也转向了君主制，期望塞浦路斯的尼科克列斯等能够领导希腊人入侵波斯。
马其顿崛起后，伊索克拉底犹如找到救世主，期望腓力能够成为希腊世界的霸主和领袖，以把战争引向亚洲，把幸福带回希腊。
如果说公元前5世纪的智者派还注意公民团体的统治，则公元前4世纪的思想家们更多地把目光转向了强权和个人。
综合上述，到公元前4世纪时，希腊城邦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与文化上，都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变革。
这些变革是否意味着城邦制度的危机，尚有待讨论，但它至少暗示，当时城邦制度确实遇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
[7]而问题的出现，源自城邦基础固有的脆弱性：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公民集体虽然在短时期内大体保证了公民间的平等，但贫富分化、战争的破坏、制度上的缺陷，都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它的稳定，自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来连续不断的冲突，大大加快了这一趋势。
面对危机，希腊人做出了不同的反应。
他们或者固守城邦制度，或者走向联邦制，或者转向君主制，进行着成败程度不等的试验。
五、对危机的反应
如果我们要挑出一个坚持传统的希腊城邦，那么非雅典莫属。
它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城邦民主制度，并且在公元前4世纪末成为捍卫希腊独立与城邦民主最为坚定的城邦。
表面上看，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民主与伯里克利时代几乎没有差别，内政、外交等重大问题都由公民大会以法令的形式决定，所有问题都须由议事会提交公民大会，但公民大会中的任何人都可以提出修正，最后投票决定是否通过。
所不同者，公元前4世纪雅典人在通过法令时更加谨慎，一般不得与现行法律相违背。
如果有人认为公民大会通过的某个命令与现行法律抵触，则可能遭遇违宪提案起诉。
如果提案人遭遇失败，则可能面临罚款和监禁的处罚，他提议的命令也会随之被陪审法庭取消。
雅典国家的日常事务，如前一世纪一样，由抽签选出的各类民主机构处理。
绝大多数官员经由抽签产生，所有官职都是集体职务，且一般不得连任。
一个公民，如果他愿意，一生中可以出任多种官职，如议事会议员、陪审法庭成员、执政官等。
一般来说，各类官职都仅对前三个等级的公民开放。
但到公元前4世纪后期，第四等级的公民实际上可以担任各种官职。
所有官职都有薪给，以补偿任官者因不能工作造成的损失。
只有将军一职仍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且可以连选连任。
为了吸引更多的公民参政，公元前399年决定给予出席公民大会者以津贴，开始为1奥波尔，后逐渐增加，到该世纪后期，一般会议为1德拉克马，非常会议为1.5德拉克马。
但仅限于一定的数量，最先到达会场的若干人可以享受这种津贴，后到者则得不到津贴。
由于公民大会的津贴制，公民参与会议的热情有所提高。
如果说公元前5世纪人们需要被沾有赭石粉的绳子往会场上赶，到公元前4世纪，沾赭石粉的绳子则被用来证明某人来得过晚，因此无法得到津贴。
司法机构和司法程序与公元前5世纪相比也没有大的变化，10德拉克马的以下案件通常由乡村法官审理，大多数案件由陪审法庭审理，其成员达几百甚至上千人。
法庭只听取双方的论辩，证词、证人由原、被告自己提供，所有案件都必须当天审结，判决由简单多数票裁定。
公元前4世纪最著名的案例是公元前399年对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审判。
这件案子的合理性迄今仍争讼未决，苏格拉底被控败坏青年，不信仰城邦的神和引进新神。
这些控告并非无理寻衅，苏格拉底的门生阿克比亚德斯、克利提亚斯、柏拉图、色诺芬等大多是民主的敌人，他们或曾直接给雅典造成严重伤害，或加入敌人一方对雅典作战，或从理论上抨击民主政治。
他对当时的宗教和习惯，包括雅典的诸多制度，也多有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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