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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今天可以受雇于雅典攻击斯巴达,明天或许又会受雇于斯巴达而进攻雅典。
雅典人色诺芬先是参加了小居鲁士为争夺王位招募的雇佣军,返回希腊后,竟然加入斯巴达一方进攻雅典,被雅典缺席判处死刑;希腊军队曾经受雇于波斯,进攻反对波斯的塞浦路斯人;亚历山大远征波斯时,自己的军队中有不少希腊雇佣兵。
在波斯大王的军队中,同样也有数万名希腊雇佣兵。
更有甚者,雇佣兵还被用来对付本邦的公民。
当叙拉古公民暴动反对老狄奥尼修斯的僭主统治时,雇佣军公然听命于僭主,进攻叙拉古公民。
雅典三十僭主也曾经利用雇佣兵对付本国公民。
而在公元前5世纪,这样的情形非常少见。
尽管如此,希腊各邦因财政原因,不可能长期、大规模地使用雇佣兵。
大规模长期使用雇佣兵者,是像叙拉古、佛奇斯、马其顿等有特殊财政资源的城邦和地区。
直到公元前4世纪中,有些城邦如底比斯等,仍然较少使用雇佣兵。
但雇佣兵的兴起以及公民脱离本邦而到外邦当雇佣兵的现象,表明公民、士兵、土地所有者三位一体的城邦结构已有所松动,无疑是城邦走向崩溃的一个重要标志。
四、君主制的复兴
君主制曾经是早期希腊普遍流行的政体,随着公民集体的形成,它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在希腊世界的周边地区,如马其顿、伊庇鲁斯等地,以及希腊人的部分城邦,如斯巴达、库列涅等,君主制仍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残存,更不用说一直与希腊人打交道的波斯帝国的君主制了。
所以,即使在城邦制度的盛期,希腊人也并不是完全不了解君主制。
只是公元前5世纪希波战争中希腊的胜利以及随后城邦制度的鼎盛,让希腊人拥有了某种优越感,总把君主制与蛮族、奴役相联系。
公元前4世纪,随着城邦公民集体的解体、社会矛盾的加深,在希腊世界的某些地区,君主制重新抬头。
西库翁的欧吕弗隆、色萨利的耶逊和亚历山大等人是希腊本土各邦的显例。
欧吕弗隆长期执掌西库翁权力,后因遇刺身亡才被取代。
菲莱的耶逊和亚历山大一度掌控色萨利。
他们在国内都掌握着绝对权力,把自己作为城邦的象征。
在希腊世界的周边地区,西西里的叙拉古、马其顿、黑海地区的博斯普鲁斯王国等,更是君主制有利的试验场。
叙拉古的老狄奥尼修斯利用僭主惯用的手段,以讨好人民登基,后依靠雇佣兵镇压公民的反抗,并在与迦太基的斗争中取得胜利。
后来,他基本统一了西西里东部,一度把势力伸展到南部意大利和亚得里亚海地区,并且顺利把僭主地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小狄奥尼修斯,从此在西西里树立了一个家族长期掌握国家权力的先例。
他根据自己的意愿和需要,把西西里的居民四处迁移,处置被征服地区城市和居民的命运,对待自己的属下完全是一幅专制君主的嘴脸,任意把他们撤职、流放乃至处死。
虽然小狄奥尼修斯时代的动**最终让该家族丧失了统治权,但君主制的传统实际在叙拉古已经扎根。
马其顿的君主制传统更加悠久,其王室自称源自希腊城邦阿哥斯,享有众多特权。
到腓力二世时代,王权获得极大强化,成功统一马其顿,并于公元前4世纪末击败希腊城邦,成为希腊世界的霸主。
黑海地区的博斯普鲁斯王国面对境内希腊人和西徐亚人混杂的形势,利用希腊人的传统和当地西徐亚人的制度,成功维持了近200年的君主制统治。
无论希腊人是否愿意,他们都被迫与这些君主打交道。
斯巴达曾经与狄奥尼修斯统治下的叙拉古合作,共同对雅典和底比斯作战;马其顿曾经是希腊众多城邦求助和对抗的对象,公元前350年以后希腊的政治和军事史,基本被马其顿的崛起左右;博斯普鲁斯是希腊世界的粮仓,雅典的粮食大多来自该地区,其他希腊城邦也不得不讨好斯帕托西家族的君主,以求让自己的运粮船满载而归。
这些地区君主制统治的成功,似乎让本土的希腊人看到了城邦的希望,并对希腊人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思想上最为重要的变化之一,是君主制重新作为一种可行的政治制度受到重视,并得到某些思想家的首肯。
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不把君主制当作十分丑恶的制度。
柏拉图的精英政治理想,本身就是对希腊那种全民参与国家管理体制的反动,期望以颠覆希腊城邦的传统体制,让城邦获得稳定。
但在他的理想国中,能够掌握哲学并指导国家的人,只能是极少数人,甚至是一个人,即人们通常理解的哲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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