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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下一章里，我们将会看到，它不能取代“负的方法”
，而只是加以补充。
西方哲学对中国人的重要性，不在于它已达到的现成结论，而在于它使用的方法。
中国有一个故事说，有个人遇到一位神仙，神仙问他想要什么。
这人回答说，想要金子。
神仙便伸出手指点石成金，把几块金子给这个人。
但他不要。
问他还要什么，他回答说，我要你的手指。
分析方法就是西方哲学的手指，中国人要的就是这个手指。
这就是何以在西方众多哲学流派之中，首先吸引中国人的是逻辑。
甚至在严复翻译穆勒的《名学》之前，十七世纪的明末中国学者李之藻（卒于公元一六三〇年）便曾和一位耶稣会士合作，翻译了一本中世纪欧洲的亚里士多德逻辑教科书，这部书的名称是《名理探》。
在本书第十九章里，我们看到，“名理”
的含义就是通过分析名字来辨明原理。
严复把“逻辑”
译作“名学”
。
在本书第八章里我们看到，以公孙龙为代表的中国名家哲学的实质正是通过分析名字来辨析原理。
但是，在那一章里我还指出，名家的哲学思想还不就等于逻辑学，它们之间有相似之处，使中国人初听西方逻辑学时，会立刻注意到它与中国古代名家的相似之处，而把两者联系起来。
直到如今，西方哲学传入中国的最丰硕成果是振兴了对中国哲学——包括佛学——的研究。
这句话并不难理解。
人们在接触到不熟悉的新思想时，很自然地，便会找自己熟悉的思想去加以比较，求得互相印证。
而当人们把它们对照比较时，自然便要对它们加以分析。
正如在本章开始时我们看到，清儒研究儒家以外的先秦各家思想，得力于汉学（朴学）为它们铺平了研究道路。
汉学所从事的是文本考订和古文字学的校勘注释，而不是哲学思想研究。
这恰好是运用分析方法分析先秦各家哲学必要的先行工作。
由于逻辑是西方哲学吸引中国人的首要方面，当代中国哲学家重新考察先秦哲学思想时，也很自然首先是对名家进行研究。
一九二二年，胡适博士所著《先秦名学史》问世，成为这种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
其他学者如梁启超（公元一八七三至一九三〇年）也对名家和其他学派的研究做出许多贡献。
一直到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之前，中国学术的时代精神可以说就是用分析方法对中国古代思想重新加以解释。
甚至西方的基督教传教士也同样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
这或者可以解释，何以有相当一批在华的西方传教士，用西方语言翻译中国哲学典籍，或著书介绍中国古典哲学，而很少有传教士把西方哲学典籍译为中文，或撰写关于西方哲学的中文著述，介绍给中国人。
结果，就哲学方面看，可以说西方传教士所做的，乃是中国思想向西方的倒流。
本来是向中国传播西方思想，很可能倒造成相反的结果，就如同“租借”
关系里的租借双方也可能倒转过来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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