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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一五年，据说即将成立“西方哲学门”
，已经请到一位曾到德国学习哲学的教授前来授课。
于是，当年我便到北京，进入北大作为本科生，但是遗憾的是，这位预定要来授课的教授不幸逝世，因此我只好转入中国哲学门学习。
在中国哲学门里，我们的教授之中，有的标榜古文经学，有的标榜今文经学，有的标榜程朱理学，有的标榜陆王心学。
其中一位主张心学的教授开设“中国哲学史”
课，每周四课时，讲两年。
他按传统的讲法，从尧舜讲起，到第一学期结束时，刚讲到周公——就是说，离孔子的时代还有五百年。
学生请教他，需要多少时间讲完这门课。
他回答说：“学哲学，无所谓学完或没有学完。
如果你们要求我结束这门课，我可以一句话就讲完这门课；如果你们不愿结束，这门课可以一直讲下去。”
西方哲学的传入
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〇年间，美国的约翰·杜威和英国的伯特兰·罗素两位哲学家应邀到中国，在北京大学和其他地方讲学。
这是第一次有西方哲学家来中国讲学，也是中国人第一次听到有关西方哲学的第一手介绍。
但是他们所讲的，主要是他们自己的哲学，使得听众以为西方的传统哲学思想已经过时而被弃置一旁了。
大部分听众对于西方哲学史知识太少，因此对杜威、罗素两位的哲学的意义，也就弄不清楚。
为要懂得一种哲学思想，首先要知道在它之前的哲学传统思想，然后才能理解，当前的哲学思想对过去的思想，在哪些地方是赞成的，在哪些地方是否定的。
因此，这两位哲学家，在中国虽然受到热烈的欢迎，他们的思想，却很少人懂得。
无论如何，他们对中国的访问，为当时的中国青年学生终究是展开了新的思想文化地平线。
就这一点来说，他们在中国的讲学具有巨大的文化和教育价值。
在本书第二十一章里，我曾说到“中国佛教”
和“佛教在中国”
有不同的含义；我也说到，佛教对中国哲学的贡献是“宇宙心”
的概念。
西方哲学传入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
举例来说，继杜威和罗素访华讲学之后，曾有许多不同的哲学思想体系在中国流行过一时。
但是，迄今为止，几乎所有这些学说都只是代表了“西方哲学在中国”
；还没有一种哲学能像禅学那样，融入中国人的思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就我认识之所及，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持久贡献在于它的逻辑分析方法。
在第二十一章里，我曾说过，佛家和道家都使用“负的方法”
。
西方哲学的“分析方法”
正好是“负的方法”
的反面；因此，也许可以称之为“正的方法”
。
负的方法致力于消泯差别，告诉人：它的对象不是什么；而正的方法则致力于突出区别，使人知道它的对象是什么。
对中国人来说，佛学带来的负的方法并不十分重要，因为中国人在道家思想里已经有了负的方法，佛家思想只是加强了它。
而从西方引进了正的方法却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不仅使中国人有一种新的思维方法，还改变了中国人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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