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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为所耕种的土地所束缚，很少旅行。
他们年复一年，按季节变化耕耘作物，凭过去的经验就够用了。
因此，如果遇到新事，首先就想过去有什么经验可以遵循。
这个传统思维方式对中国哲学有巨大的影响。
从孔子的时代起，多数哲学家都要找古代的权威来支持自己的学说。
孔子喜欢援引的古代权威是西周的文王、周公。
墨子与儒家辩论时，援引比文王、周公更古老的夏禹。
孟子为能凌驾墨家之上，往往援引尧舜，因为他们是传说中比夏禹更早的圣王。
最后，道家为胜过儒家和墨家，又请出伏羲、神农，据说他们比尧舜还要早几百年。
这些哲学家在这样做的时候，事实上是建立了一种历史退化观。
这些哲学家思想主张虽然各有不同，但是，他们的历史观却有一个共同点：人类社会的黄金时代在过去，而不在将来。
自古代的“黄金时代”
以来，历史是在日渐退化。
因此，人的拯救不在于创立新的，而要靠退回到古代去。
先秦时期各主要思想流派中最后出现的法家，在这方面是一个鲜明的例外。
法家深深懂得，每个时代的变化，都有它不得不变的原因，因此只能现实地对待世界。
古代的人们比较纯朴，就此而言，或许值得称颂，但那是当时的物质条件造成的，并不是说，古代人们的品德就普遍比后代人高尚。
韩非子认为，古者，“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
……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
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
（《韩非子·五蠹》）
韩非子认为，由于这些全新的情况产生的新问题，只能用新的方法解决，只有蠢人才看不到事实的变化。
而这类蠢人是的确存在的。
韩非子曾说了一个关于蠢人的故事：“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
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
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同上）
早在韩非子之前，商君便已说过类似的话：“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变而行道异也。”
（《商君书·开塞》）
在现代人看来，历史不断变化，这几乎是众所周知的。
但在古代中国，和当时各派思想家的见解相较，这种看法实在是一种革命的观点。
治国之道
法家为了适应新的政治情况，建议采用新的方法治理国家。
照法家看来，这些是颠扑不破的治国方法，首先是制定法律。
韩非子写道：“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
（《韩非子·难三》）法的作用是告诉百姓，什么应该去做，什么不应该做。
法律颁布之后，君王必须监察百姓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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