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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毛泽东来说，杨昌济是他最敬服的老师之一，其教授的伦理学也是他最喜欢的课程，他甚至把杨昌济翻译的《西洋伦理学史》全部抄录下来。
剧烈动**的社会呼唤“大造”
之才，而毛泽东也正关注着变幻的政治风云。
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
，消息传来，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生编印《明耻篇》小册子，毛泽东在封面写下：“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他还在挽学友的诗中写道：“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
列嶂青且茜，愿言试长剑。
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
**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
对民族危难的沉重忧患，以雪国耻、救国亡为己任的情怀抱负，跃然纸上。
尽管那时的毛泽东年轻英俊，已经是新民学会的领导人之一，在湖南小有名气，但在北大这块精英聚集之地，还只是一个来自外地的普通青年，默默无闻。
他以一种略带自嘲的语气回忆这段经历：“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
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
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
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尽管如此，毛泽东并没有灰心，他参加了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利用在北大旁听的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
这一年8月15日，25岁的毛泽东为新民学会赴法勤工俭学，由长沙乘火车到北京，这是他第一次走出湖南的长途之旅。
可是，他没有去法国，而是选择留在北京。
日后，毛泽东在接受埃德加·斯诺采访时说到其中的原因：“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此时的毛泽东，思想信仰仍未确定：“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
此时，他在湖南师范学院的恩师杨昌济已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赴法勤工俭学的信息就是杨昌济传递回家乡的。
那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法国到中国招募华工，北大校长蔡元培等人借机筹建了华法教育会，组织中国学生开展赴法勤工俭学活动，杨昌济及时把这个消息传回湖南。
这时的湖南政局混乱，政权更迭频繁，教育已经被摧残殆尽，学生已至无学可求的境地，杨昌济让他的学生们积极准备赴法留学，选择勤工俭学这样一条新路。
而毛泽东选择留在中国，经杨昌济的介绍，他被安排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
毛泽东来到北大工作，不是简单地北漂谋生，而是继续探求救国救民、匡扶正义的真理。
正是由于杨昌济的介绍和推荐，《新青年》为毛泽东开启了另一扇认识中国与世界的窗口。
陈独秀所说的“伦理的觉悟是吾人最后之觉悟”
给他的感触极深，循着新文化运动的思路，他在努力地探索，为此阅读了许多哲学和伦理学的著作，而他兴趣最大的是伦理学，他认为：“伦理学是规定人生目的及达到人生目的的方法之科学。”
之所以如此认识，是因为他觉得“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
，而要改变这种状态，就必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
由于“蔡（元培）校长帮忙的缘故”
，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安排毛泽东干打扫图书馆、整理图书等轻便工作”
。
有了这份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我每月可以领到一大笔钱——八块大洋”
，这让他在北京的生活稳定下来。
在北京大学，毛泽东得以近距离接触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陶孟和、胡适、邵飘萍、梁漱溟、周作人等，发现了一个他从前所不知道的世界。
也是在这里，这个南方青年懂得了中国之大、南北之遥：“在公园里和故宫广场上，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
当北海仍然结着冰的时候，我看到白梅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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