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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坚定地将光明与压迫“他者”
的权威（权力）等同起来，这种看似纯洁的修辞境界却暗示着，阿诺德堆砌的语言还是背叛了其念兹在兹的超然无执，遮蔽着一个存在于别处的中心——“一个颐指气使的优秀自我或一种正当理性的最高权威”
，遥遥地处在制高点上，孤立绝缘，免于批评的自由游戏之困扰，积极主动地决定着在其监控之下的时空之内万物的分配布局及其等级结构。
所以，绝非偶然，在阿诺德的警策散文中，重复最多的警句之一便是：“目标永在，近在眼前”
（Semperaliquid）。
光明与权威的中心，就是超然无执的“优秀自我”
，而这“优秀自我”
就是“国家”
，因而他的言论无处不同时在暗示，这样的国家最终也是反复记忆、一再振兴的全景监视的规训国家。
不是别的，而正是国家将形而上学的意识变成了历史的现实。
形而上学的意识假设在本体论上目标先于过程，同一高于差异，从而赋予了强制权威以合法性，而制服了可能使本源（arche）无序，让中心移心的一切。
因此，在恶性循环的形而上思辨空间之内，阿诺德绝无可能提出语言文化社会政治问题，这些问题属于他的认识论、文学文化批评以及政治学二元对立的次要概念，而他将这些领域一股脑地置于“吾人之优秀自我”
图景之中，而在他的问题意识（hisproblematic）[16]却窒息了这些次要问题。
而这些问题就可能搅乱其安详平和、静水流深。
阿诺德的人文主义后裔倾向于将他的话语锚定在“文化”
基础上，引导我们认为，他的国家仅仅是一种心灵状态，一种整饬意识的精神范式，一种赋予哲学文化话语秩序的心理模式。
然而，远远不只是这样，国家同时也是一种政治实体。
具体地说，正如他的话语之中自然化的超自然隐喻体系表明，它还是19世纪英国“主流国民生活”
的理想化，即自由中产阶级资本主义乃是源始本体论状态的异质同构，其圆形几何结构之目的在于消除和驯化差异的力量，尤其是在历史危机时刻消除和驯化工人阶层的阶级意识。
而当不可能消除和驯化这些差异力量之时，它就必须以“正当理性”
统治之名无所畏惧地压制这些差异力量公然扰乱的征兆。
而所谓“正当理性”
，乃是盎格鲁“逻各斯”
的人类学替补物。
像那个为19世纪晚期剧院创作一部“经典”
文本的作家一样，“国家”
被子虚乌有的理想范式即“优秀的自我”
授权，对一切即将的偏离、可能的反叛，以及可能颠覆其典型目标的东西实施暴力，即便这些对峙的姿态采取了捍卫基本人权的形式亦复如此。
国家的典型目标，就是在目的论上预定的通往回归完美的进程。
这一点坚定而冷峻地体现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的“结论”
之中。
因为这个结论明确地解决了圆形全景监视主义和权力的二元对立隐喻体系，但在对于阿诺德人文主义的经典解释之中却屡遭忽略，因此这个结论值得大段引用：
我们已经看到，造成无序和迷乱的原因多多。
现在局势趋向紊乱，问题层出不穷，在相当程度上，乃是因为迄今为止的社会管理者或集团，野蛮人或者非利士人，缺乏对健全社会的信仰，不认为优秀的自我至高无上。
他们在统治机构中一味张扬和表现其庸常的自我，他们良心发现，这个社会是他们用庸常的自我而不是正当的理性造就的，现在仍然还在用庸常的自我而非正当的理性治理这个社会。
因此，现在出现了紊乱和令人困惑的复杂局面，也是因为长期以来他们赖以规范、治理社会的组织机构已经无可挽回地腐败和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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