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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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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不乏精美的政治设计，但恐怕已不能照搬用于当世：即便“政治儒学”
之说能够成立，也不能说明那就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政治。
儒家曾经十分管用的政治理念和具体措施，虽不无借鉴意义，却无论如何不再鲜活有力竟而可以简单“克隆”
——康有为在现代文明危机开始时就已高瞻远瞩地指出：“夫治国之有法，犹治病之有方也，病变则方亦变。
若病既变而仍用旧方，可以增疾。
时既变而仍用旧法，可以危国”
，[25]又曰：“若引旧法以治近世，是执旧方以医变症，药既不对，病必加危”
。
[26]
国学固有其妙，却主要不在政体上，否则，国事危矣。
宪章文武与师法后王，本来就不矛盾，[27]故孔子法后王而为圣师。
康有为清醒地指出“不穷经义而酌古今，考势变而通中外，是刻舟求剑之愚，非阖辟乾坤之治也。”
[28]中西经义当然要穷，古今之变必须斟酌，然则何以穷究考辨？康子曰：“凡强敌之长技，必通晓而摹仿之，凡万国之美法，必采择而变行之”
，[29]师夷长技未必以制夷，却足可自强。
张君劢早年即已认识到，中国与西方的政法思想有着根本的区别，本土文明当然有极为重要的价值，但并不能成为未来国家建设的直接依据：
中国近来提出东方文化说者日盛，即吾辈亦以为东方文化自有其价值，不可忽视也。
然但就政治就国家之理论言之，则古人之言，绝少可以为新国家建设之凭借者，此国人所当确认者也，唯其然也，除以西方柏拉图以来之国家论，大昌明于国中外，无他法矣。
[30]
国人痛感时局，积极引入西学以求自强，渐而至于“全盘西化”
之极端，为了抵抗这种买办文化，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帮并不守旧的新派学人大力弘扬东方文化尤其中国传统思想，开启了“文化保守主义”
的几代香火。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现代新儒家第一代宗师之一的张君劢却清醒地认识到，本土资源的价值自不待言，却不体现在国家政治方面。
换言之，即便昌明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国家政体学说，也并不就是在否认传统文化的价值。
张君劢晚年在《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复兴》的演讲中提出了与上述洞见不同的看法，认为复兴儒学乃是中国现代化的途径，因为他发现欧洲现代思想建立在希腊哲学的基础上，中国同样可以利用自己旧有的基础。
他的思考不是纯粹的学术探究或“思想的回忆”
，而是要找出“中国思想复兴的方法”
，最终得出了与早年不同的结论：“中国的土地是固厚而广阔的，足供建立新思想之用。
……现代化的程序应从内在的思想着手，而不是从外在开始。”
[31]我们认为，从内在的思想方面着手现代化的建设，用儒家的学说为未来的哲学奠定基础，或者以复兴儒家思想而“让现代化在更稳固和更坚实的基础上生根”
，[32]均无不可，但这个层面的思考会给人错觉，以为思想（哲学）的复兴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仿佛重回正统儒家思想，宪政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思想义理和典章制度关系密切，却不能等同，更不能简单推导。
我们完全认同当前的儒学复兴，赞成“创造中国式的政治制度”
，也有保留地同意当世大儒蒋庆先生的如下看法：“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建立在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不能背离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丧失自己的民族特性，完全走西方式或者西方化的现代化道路”
，[33]但“超越西方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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