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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方面的因素，最终会形成人的情感结构。
就“理”
而论，我们可以从中引出理性、理智及其探讨的道理、原理等。
这些因素涉及理智直观，道德理性，社会化实践，内在自然的人化等，最终会形成人的理性结构。
当外在与内在的自然人化超过“中道”
的界限以后，当工具理性成为人的生活与意识的主宰以后，“情”
的匮乏或“情感结构”
的销蚀就成了人们无法回避的心理问题和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因此需要李泽厚所说的以“情本体”
为基质的“人自然化”
回归。
当然，“自然人化”
与“人自然化”
不是走向“两端”
，而是走向“中和”
。
究其本质，这种“中和”
是建立在“情理中和”
基础上的。
这种合情合理或合乎情理的文化心理结构，可以是社会性的，伦理性的，也可以是审美性的，艺术化的，这对解决或舒缓当代社会严重的文化心理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可鉴可为的。
譬如，在追求“情理中和”
境界的过程中，基于“情”
的感性或审美直观，有助于人们打破或超越主体与世界的欲求关系与认识关系（一种不自由形态），进而形成一种无拘无束、超越功利的审美关系（一种自由状态），从中可以体验到黑格尔所说的那种令人感到精神解放的力量。
与此同时，基于“理”
的理智或自由直观，一方面认识事物的规律并顺应这些规律，另一方面发挥自由意志的作用，在确立道德意识的同时形成超越意识，由此进而追求至善与至福。
在中国美学传统中，人之为人的最高追求和最高德行，不在道德境界，而在天地境界。
这天地境界，一方面可以开出“天人合一”
的审美境界，另一方面则可以开出“内圣外王”
的精神境界。
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思“中和为美”
之说的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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