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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沙林伯爵夫人在回顾这段往事时谈到，“我丈夫……本打算借助泰戈尔，给智慧学校找到一个‘敬畏的中心’（Ehrfurchtsmitte），结果引起很多批评，遭受误解”
。
参看Gr?finGoedelaKeyserling（Hrsg.），Briefe.SinnsucheoderPsyalyse，BriefwechselmitGrafHermannKeyserliagenderSchulederWeisheit，Darmstadt：GesellschaftHessischerLiteraturfreunde，1970，p.137.凯沙林伯爵原想把作家托马斯·曼也邀请来，但遭婉拒。
托马斯·曼表示，对泰戈尔的诗歌实在不“感冒”
，与泰戈尔的思想也没有共鸣。
参看ErikaMann（Hrsg.），ThomasMann.Briefe1889—1936，FrankfurtamMain：Fischer，1961，p.188.就此而言，布伯的感受与托马斯·曼大抵相通。
1921年6月12日这封信最后一句话——“我们一刻都不敢忘记，我们的负担的全部重量我们是不可以扔掉的，反倒要带着它，往高处攀登。
实在不行那就夹着它，掉进深渊里好了”
（daβwirvondemVollgewisrerLastnichtsabwerfendürfeihrdieH?hezuersteigeihrindenAbgrundzustürzenhaben），与布伯1928年会议发言所讲几乎一样。
这不禁使得要猜测，布伯与泰戈尔会不会就是在1921年6月初，6月12日之前进行交谈的。
也就是说，与泰戈尔交谈过后，便有了这样的感想。
布伯与泰戈尔会面，是在温特尼茨教授家里。
促成这次会面的，恰是温特尼茨教授——“我接到温特尼茨教授的一封信，他是布拉格的一位颇有名气的梵文研究权威。
他在信中说，泰戈尔和他待在一起，想同我见见面。
所以我就去布拉格了，我们也有一次很长的讨论，谈犹太教，谈犹太复国主义，谈巴勒斯坦的未来”
。
参看AubreyHodes，MartiimatePortrait，heVikingPress，1971，p.169.然而，泰戈尔只是在参加了达姆施塔特“泰戈尔周”
活动以后前往布拉格，随即应温特尼茨教授之邀，在6月20日作了一场报告。
参看DushaernitzaheVisva-bharatiQuarterly24（1958Summer），pp.1—21.这由是观之，布伯在6月12日信中所流露的看法，决非与泰戈尔交谈以后的感受，而可谓他关于泰戈尔的“前见”
。
与此同时，1921年6月是温特尼茨教授与泰戈尔初次见面。
[7]在1965年《中国和我们》里，“真正的吸纳，只能是从根源方面，从生命力方面着手”
（daβwirkliahmenurvondenWurzelnu?tausgesn）改成“真正的吸纳，只会出现在一个鲜活的生命，带着自己全副的生命力量进行吸纳的时候”
（daβwirkliahmenuralsdieAufnahmeeinesLebedenKr?ftendeseigenenLebensgesn）。
[8]在1965年《中国和我们》里，“面对东亚尤其是中国的鲜活性”
（voasiatis-etwaderesisdigkeit）改成“面对中国的鲜活性”
（vonderesisdigkeit）。
[9]在1965年《中国和我们》里，“我其实真的非常地怀疑，不觉得我们真的要像尉教授声情并茂地希望我们所做的那样，到中国的伦常和教化……”
（Umirmehralszweifelhaft，obrofessorWilhelmunsinsobildhaftdeutlicherWeisegezeiethat，vonderesisSitteundBildung）改成“我并不觉得，我们由此就要……”
（Esstmirnunnicht，daβwirindiesemSinnhier）。
[10]尉礼贤翻译《易经》，乾是“创造”
的原则，坤是“感怀”
的原则。
西方哲学，如谢林1809年“自由论文”
，也谈“感怀”
的原则。
追溯起来，柏拉图《蒂迈欧篇》至少是其中一个重要思想源头。
通常都把“感怀”
理解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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