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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厌恶，另一组则对单词“经常”
感到厌恶。
为了检验暗示的效果，在确定实验参与者没发现自己对某些单词产生厌恶感之后，又安排了一个用饼干当午餐的环节。
在和实验参与者交谈的过程中，实验人员故意使用“拿”
这个单词，结果发现那些没有意识到自己受到特定暗示的实验参与者吃的饼干就比第二组要少。
在确定暗示有效之后，真正的好戏来了。
两组实验参与者都要阅读一系列的道德事件，在这些道德事件中，会根据条件出现“拿”
或者“经常”
，以此来操控实验参与者的道德直觉。
每一组实验参与者先阅读三个含有暗示性词汇的故事，再读三个只包含另一组被暗示词汇的故事，最后再读一个中性的故事，也就是说这个故事中其实根本没有任何道德问题。
结果是实验参与者的道德直觉被操控了。
对于含有暗示词汇的故事，实验参与者就用更加严格的道德标尺去要求故事的主角，当道德中性的事件中有暗示词汇的时候，实验参与者也会对事件中的主角产生负面的道德判断，在事后的采访中，实验参与者往往给不出充分的理由来支持自己的判断，而会说反正就是讨厌。
这说明催眠产生的厌恶感是影响道德直觉的，并且最终影响了实验参与者的道德判断。
道德推理，也就是有意识的推理，并不是直接原因，你所以为的自己通过自由意志做出的判断也许只是一种错觉罢了。
这就是典型的通常被认为属于感性范畴的事。
“直觉”
工作时，大脑在干什么？
前面提到的都是心理学方面的研究证据，但是如果要对直觉刨根问底，还得看看神经科学的研究。
换个说法就是，当我们的直觉工作的时候，大脑究竟在干什么？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尝试用实验科学的视角研究直觉决策的机制。
具体分为两个类：一类行为实验是前面提到的，从行为层面研究直觉决策的外在特征，以行为现象探讨直觉决策的利弊；另一类是在这个基础之上还可以进一步探索人们做决策时大脑的思维过程，从神经科学层面研究人类决策行为背后的神经机制。
2009年，有研究者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这样一项研究。
他们设置了两项实验任务，一种可以通过推理解决，叫受控可解决问题，另一种则是必须通过直觉才能解决的纯协作问题。
面对受控可解决问题，只要实验参与者有足够的计算能力，都可以利用游戏的数学结构找到其中的最优策略。
而面对纯协作问题，只有当两个实验参与者心有灵犀，默契地做出相协调的举动，才能够赢得游戏。
在这种情况下，推理完全没有用武之地，想要解决问题似乎只有诉诸直觉。
这项研究通过巧妙的实验设计，完全区分开直觉和推理这两种决策模式。
当然，因为是神经科学研究，研究者更关注的不是结果，而是这些对象在完成游戏过程中的大脑活动。
人们在推理的时候往往会出现瞳孔扩大、心率增高的现象，而直觉工作的时候没有这种反应。
这两种情况下，大脑的工作区域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的直觉到底在哪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的结果的确显示，人们在完成直觉和推理决策两类任务的时候，大脑的激活区域有显著差异。
换句话说，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直觉与推理两类决策的认知加工过程并不相同，虽然结果有时可能是一致的。
不妨再看看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来体会一下感性的力量到底有多强大。
这个实验恰好还能解释很多人为什么难以被铁证如山的科学证据说服。
2012年，《认知神经科学杂志》发表过一项研究，试图解释人类固执的原因，研究者设计了一个简单的测试来证明科学和直觉、理性与感性的角力。
他们让150名学过数理课程的大学生阅读几百条命题，并且尽可能快速地判断命题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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