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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由于封建国家的实力空前强大，统治者富于进取而又好大喜功，文人的视野和胸襟也得以扩大。
这些都为辞赋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极其丰厚的土壤。
加之统治者喜好这种文学形式，不惜安车蒲轮，迎纳创作成就卓著者，这些都促使文人们殚思竭虑，驰骋才华，在辞赋创作上一展身手。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下，以抒发个人政见和感慨身世之忧的骚体赋已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遂逐渐退居支流。
而那种洋洋大观、极尽夸饰，以展示皇朝富饶繁华、歌颂国家强盛统一的散体大赋一跃而成为汉代赋坛的主流。
枚乘的《七发》拉开了散体大赋创作的序幕，之后，辞赋文学才真正开始了极尽夸饰的“铺采摛文”
的时代。
据《汉书》所载，武、宣间辞赋家众多，赋坛异常活跃。
如司马相如、董仲舒、司马迁、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主父偃、枚皋、东方朔、刘德、儿宽、刘辟疆、眭弘、张子侨、王褒等，都是当时善于辞赋者，只是他们的作品绝大部分都没有流传至今。
流传至今而又颇有影响的只有司马相如、东方朔、王褒等数人而已。
自宣帝之后直到东汉中叶，散体大赋仍然是辞赋文学的主要样式，但已明显地表现出衰落的迹象，在艺术上已无法逾越武、宣间大赋的形式和格调，且模拟之作居多，鲜有独创者。
这也是由这一时期社会状况所决定的。
宣帝之后，国力日颓，政局日益混乱。
两汉交替，虽有光武帝刘秀的中兴，但国力始终未能达到汉武帝时的高峰。
这样的形势深深地影响了文坛。
作为汉赋主体的散体大赋，其创作精神主要是“润色鸿业”
，颓废的国力，暗弱的政府，使得人们既无“鸿业”
可供“润色”
，又无“上德”
可供“宣扬”
，散体大赋的颂圣性失去了依托。
再加上本身结构庞大臃肿，极事铺排的外表掩盖了主体的情志，因而不可避免地开始走下坡路。
当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两汉散体大赋在这一时期较有才华的文人学者的推动下，依然投射出最后的光芒。
与此同时，汉初那种以表现忧思悲慨为主的骚体赋，也在自身的变革中呈现继续发展的态势，只是影响仍不如散体大赋之大而已。
这一时期的辞赋家，见于记载的有扬雄、刘向、刘歆、班彪、班固、杜笃、傅毅、张衡等。
他们的创作风格有所不同，模拟先贤的迹象也较严重。
但扬雄、班固、张衡三人的辞赋之作仍粲然可观，且在某些方面颇见创新。
（一）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前179—前118年），字长卿，蜀郡成都人。
少时喜读书，有文才。
初名犬子，因追慕战国时蔺相如之为人而更名相如。
曾纳赀为郎，景帝时任武骑常侍。
因景帝不好辞赋，遂称病去职，客游于梁，作《子虚赋》。
梁孝王死后，相如归家。
武帝即位，喜其《子虚赋》之华美，征召入京。
又作《上林赋》以续《子虚赋》，被任命为郎。
曾奉使巴蜀，对安定西南有一定贡献。
他曾上书讽谏人主，提出对政事的看法，有一定的政治眼光，但颇不得志，常称病赋闲，后卒于家。
《汉书·艺文志》著录司马相如的赋有29篇，但多数今已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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