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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汉纪》和荀悦的史学思想
《汉纪》是成书于汉代的又一部史学名著。
全书30卷，约18万字，主要记载西汉一代政治上的成败得失。
汉献帝喜欢读书，很想从前朝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可感到《汉书》文繁难省，不便阅览，于是命荀悦用编年体对《汉书》加以改编。
荀悦奉命后，用3年时间写成此书奏上。
荀悦字仲豫，出身于颍川名族，生于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卒于汉献帝建安十四年（209年）。
他博闻多识，长于著述，除《汉纪》外，还著有政论著作《申鉴》5卷。
《汉纪》是一部编年体断代史，它发展了《春秋》、《左传》开创的体例，而建立了断代的规模具备的编年史体。
以往《春秋》只记事，基本不记言，只有事目不具详情。
《左传》克服了这个缺点，但体例庞杂，对于无年月可考或不便分散于年月之下的史事没能作出适当的安排，因而也限制了自身的表现力。
《汉纪》在体例上有很大改进。
书中基本按年月编排史事，对于无年月可考或不便分散于年月之下的史事，用连类列举的方法作出很好的安排。
例如张骞通使西域和西域各国不可不记，按时间分散去写，又会造成史实支离破碎的后果，《汉纪》便在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张骞封博望侯”
之下，先记张骞的出使，接着记西域诸国。
这一记事方法被称为“类叙法”
，是《汉纪》在体例上的一个很重要创造，对于后来的编年史有相当大的影响。
《汉纪》把纪传体史书在篇末以论赞形式集中进行历史评论的方法，引入编年史体之中，在每个帝纪之后写出赞语，发展了《左传》“君子曰”
在文中夹议的方式，提高了编年体史书的理论总结能力，增强了这一史体的历史教育功能。
编年纪事是中国史学古老的传统，以《春秋》、《左传》为代表的编年体史书曾在古代史坛上独领**。
但《史记》、《汉书》等规模宏大、囊括力强的纪传体史书出现后，立即受到人们青睐，编年体却相形见绌，长期被冷落。
《汉纪》撰写的成功，使人们对这一体裁刮目相看，认识到它的相对优势。
于是编年史体重新崛起，从此，“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
[75]。
编年体获得了与纪传体并驾齐驱的地位，中国史学迈入进一步发展的坦途。
荀悦处于东汉末衰乱之世，力图通过修《汉纪》为社会提供有益的鉴戒。
他宣称：
凡《汉纪》，有法式焉，有监戒焉；有废乱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化焉；有休祥焉，有灾异焉；有华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权变焉；有策谋焉，有诡说焉；有术艺焉，有文章焉。
斯皆明主贤臣命世立业，群后之盛勋，髦俊之遗事。
是故质之事实而不诬，通之万方而不泥。
可以兴，可以治，可以动，可以静，可以言，可以行，惩恶而劝善，奖成而惧败。
兹亦有国之常训，典籍之渊林。
[76]
《汉纪》是自觉把写史与封建政治结合起来的史学作品。
书中丰富的内容，大多与治乱安危密切相关，而唐太宗从封建政治角度，对这部书概括出的“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
[77]则是根本性的。
为治之体应包括治国与安民两大方面。
对于国家管理，书中既总结了文帝、景帝、霍光等实行的妥善政策措施，也对西汉一代典章制度的得失，作了系统评论。
读之可以给人以较深的历史教育。
荀悦有很突出的重民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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