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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汉代经学中存在着今古文的问题,教育领域亦受此影响严重。
今文经学偏重于阐述经书“微言大义”
,旨在从经书中寻求治国安邦之道,并在儒学中渗入了阴阳五行思想,宣传灾异迷信,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故而一直受到统治者重视,被立为“官学”
,所以汉代太学博士所传儒经皆今文经。
为保证师师相传的经说不致走样,汉代博士传经有所谓“家法”
和“师法”
。
“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
……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
[19]也就是说,“师法”
重传授,明本源,“家法”
重立说,争派别。
由于“师法”
和“家法”
的存在,汉代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无论是官学中还是私学中,学生对师长都恭敬尽礼,在师长殁后,门徒常自动制三年的丧服。
“这种师弟关系的密切,与经学家法的笃守,乃是封建制度在中国特有的一种知识基尔特所表现出来的现象,是封建制度在中国特有的一种官僚系统所表现出来的现象。”
[20]并一直沿袭于整个封建时代。
汉代太学除博士定期说经、互相问难、讨论经义外,主要靠学生自学,其学习期限没有限定,以考试成绩如何决定是否可以为官,故而汉代太学特别重视考试,以之作为管理学生的一个重要手段。
汉武帝初设博士弟子员时,规定“一岁皆课”
,能通一艺以上者,即可为官。
东汉桓帝永寿二年(156年)后,又定“二岁一试”
制,要求通二经以上,按名次高低补充官员的缺额。
考试的方法有三种:“口试”
、“策试”
和“射策”
。
“口试”
主要测试太学生的诵读及口头表达能力。
“策试”
主要是根据皇上或学官提出的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撰文以对。
“射策”
则类似于后来的抽签考试,内容侧重于对经义的解释、阐发。
博士将儒经中较难懂的问题书之于策,加以密封,由学生投射抽取,进行解答。
太学设立之初,岁试分甲乙两科,到平帝时,王莽改为甲、乙、丙三科,甲科40人,为郎中;乙科20人,为太子舍人;丙科40人,补文学掌故。
东汉初年,仍复甲乙两科之制,旧时射策制度已不复存在。
由于太学考试极为严格,而且补官越来越难,因考试不合格而滞留太学的人数也越来越多,甚至有年逾60岁而仍滞留太学者。
东汉时期,由于政治的腐败和出仕的艰难,使得太学生爆发过几次政治斗争,尤其是汉末的两次“党锢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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