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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
’故曰：‘防于利而行，多怨。
’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
逐利会导致土地兼并，天下大乱，因此，圣人所言重义轻利，目的就是为了防微杜渐。
基于此，司马迁指出要用礼义这些道德观念去防止单纯逐利所带来的弊端，提出“以礼义防于利”
[74]，对于逐利所带来的土地兼并现象，司马迁也进行了一定的抨击，认为这是“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75]。
而且，司马迁主张以义致富，反对巧取豪夺，“弄法犯奸而富”
，所谓“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给，则贤人勉焉。
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
[76]。
对于不择手段而求利，司马迁是极力反对的。
可见，尽管司马迁认为人们求利是合理的，但他又绝不提倡舍义取利、见利忘义，相反，他对那种“以奸致富”
是极为反对的。
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义仍是第一位的。
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指出人们求富取利的合理，希望统治者能因势利导，发展生产。
汉昭帝时，曾召开一次由“大夫”
和“文学贤良”
双方参加的盐铁会议，讨论盐铁专营的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董仲舒的正义不谋利的主张，被文学贤良们推上了极致，突出了求利与为义的矛盾，并进一步升级为要求政治上抑商遏利。
文学贤良们一再声称，“窃闻治人之道，防**佚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
[77]；“高帝禁商贾不得仕宦，所以遏贪鄙之俗……排困市井，防塞利门，而民犹为非也，况上之为利乎！
传曰：诸侯好利则大夫鄙，大夫鄙则士贪，士贪则庶人盗。
是开利孔为民罪梯也”
[78]；在文学贤良们看来，盐铁专营就是为好利开绿灯，是在为老百姓犯罪搭梯子。
因此必须打击商人，因为商人专讲利，打击商人也是“先义而后利”
的一种方式。
显然，贤良文学过分突出了求利与为义的矛盾。
他们主张王者兴义不谋利，并以此教民，民才能安居。
国策上的不求利和劝节欲以使民不求利，实际上是一种幼稚空幻的主张。
虽然在个人道德修养上应提倡贵义，以使求利之举不污德行，但在关涉民生富足方面，这种所谓不兴利而足民的观点，则显然缺乏创业进取的精神。
片面夸大求利在道德上的负面影响，是不足取的。
显而易见，这与司马迁所主张的道德的物质基础论是不相同的。
盐铁会议论辩双方的“义利之辨”
带上了一些群众性的色彩，成为一种社会上广泛讨论的问题了。
西汉后期，刘向也将义与利对立起来，他说：“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为善德者，利败之也。
故君子羞言利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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