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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意，他说：“天常以爱利为意，以养长为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
王者亦常以爱利天下为意，以安乐一世为事，好恶喜怒而备用也。
……人主出此四者义则世治，不义则世乱。”
[71]君主应以求天下公利为目的，好恶喜怒都是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这四种手段如系“以爱利天下为意”
，则谓之义；否则谓不义。
在这里，超越个人私利之上的天下公利，实际上就成了人们一生追求的终极目标，以天下公利为意，本身就是义。
可见，董仲舒所轻视的利乃是个人之私利，对于天下之公利，董仲舒是重视的。
在义利问题上，董仲舒还提出过一个著名论题，那就是《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中的：“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
这句话在《汉书·董仲舒传》中被班固改造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很明显，董仲舒将道与谊（义）放在了功与利的前面，表达的依然是重义轻利的思想。
但这里的利与功指的却是私利、私功，不是指公利。
董仲舒要求统治者树立义重于利的观念，全心全意考虑义的问题，不再谋自己的私利。
但当统治者以“为天下兴利”
为务，而不再谋个人或少数人之私利时，“为天下兴利”
便是义了。
由于董仲舒在这一论题中将义、利对举，有浓烈的“义利之辨”
的味道，故而对后世思想影响很大，宋明儒者多奉为圭臬。
董仲舒之后，两汉时代的人们在义利观上虽都不出重义轻利之一途，但各家所论因出发点不同，侧重也有所不同，或主张义利对立，或认为义利统一，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
与董仲舒同时代的司马迁，在义利问题上有着独特的看法，他在探寻古今之变的历史过程中，比较深刻地认识到物质利益的重要性，充分肯定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合理的。
他认为求利致富是“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72]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都是为了求富取利而奔波忙碌。
他认为所谓的“仁义”
，是依附在物质利益这一基础之上的。
他引用并发挥《管子》的话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
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
[73]道德行为是和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相联系的，道德并不是天赋的。
仁义也是受制于经济利益的。
司马迁不脱离物质利益而空言仁义，并把求富取利看作一种合乎道德规范的行为，反映了他在封建伦理道德上所具有的革新精神。
但是，司马迁又绝不是个利益至上论者。
他在肯定“好利”
思想的必然性、合理性的同时，也指出“好利”
带来的危害。
他在《孟子荀卿列传》中说：“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
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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