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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常的这些普遍性规定，自先秦儒家提出，特别经董仲舒的系统论述后，开始成为人们自觉修养的基本准则，同时也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规范，协调着人们的行为方式。
应当看到，董仲舒所讲的五常之道，相当注意仁与义、仁与智的结合，发展了儒家的道德论。
我们知道，孔子注重仁礼的结合，强调仁礼一体，意在恢复他认为至美至善的周礼，其政治愿望高于道德情怀；孟子侧重仁义结合，关注君主的善心宏愿和对王道政治的理解与实施，淡化个体道德修养。
董仲舒生活在天下一统的大汉时代，提出仁义结合的处世之道，以仁安人，以义正我，分别内外，厘定界线，发展了儒家的人际关系学。
他倡导的仁智结合，进一步从理论思维的高度，强化了儒家道德选择、道德判断中的伦理色彩，强调伦理亲情。
这些，对于儒家以道德论为中心的价值观的理论营造，甚至对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主义的价值体系的建构，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与三纲之说不同，五常之道也对君主的行为有所涉及。
在董仲舒看来，君主对五常的守信程度，对全社会起着导向作用。
在对武帝的策问中以及《春秋繁露》中，董仲舒都讲到了这一点。
在对策中，董仲舒要求汉武帝掌管并力行五常之道，以便与天地同流，德施方外，恩泽群生。
在《春秋繁露·五行五事》中，董仲舒指出，王者所应修的“貌、言、视、听、思”
五事，分别具有恭、从、明、聪、容的机能，有肃、义、哲、谋、圣的性状，以及与此相应的社会功能。
据此，他劝导君主注意自己的言行，行政及时、恰当，强调君主的自我修养。
这就是用内在控制的办法，将君主也置于社会控制的范围之内。
这样，通过五常之道，董仲舒把君主与臣民都纳入共同的社会规范之中。
自上而下，人们都须反躬自省，调节自己的情感和欲望，通过自我修养，逐步向三纲的价值标准趋同，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
三纲五常作为封建宗法制度下的政治与伦理要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三纲之间，君为臣纲居于主导地位，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同处于从属地位。
在行为价值导向方面，前者是后者的表率，后者以前者为皈依。
五常之间，以仁义为核心，以礼智信为辅翼，仁义的特定内涵以及二者的交互为用，规范着礼智信的意蕴和运用范围。
就三纲五常的整体关系而言，三纲的政治价值取向和伦常意识，制约着五常的价值内涵和施受对象。
五常是对三纲原则的具体运用和道德阐发。
三纲五常的结合，就形成了一体化的严整的道德体系。
这一体系，不仅从主体修养的角度，解决了日常行为规范的价值准则问题，而且以家国一体的宗法伦理解决了社会政治秩序与家庭伦理亲情的融合问题。
从价值行为准则的层面，强调人们恪守自己的社会位置，使整个社会处于有序状态中。
从文化建设的角度看，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起了文化整合的作用。
它对于统一的多民族的文化的形成，对于强调整体和谐的思维方式和社会心理的成熟，对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种伦理道德，以片面服从为价值基点，是在否定人的正当权利，蔑视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
它扼杀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它的出现，既是封建专制制度进一步强化的必然要求，也是这一制度扼杀人性的野蛮、残酷特质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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