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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羁辔，百业发舒。
与此相应，中国文化史研究与“文化热”
同时升温，尤其是进入80年代后，更似春潮勃发，迅速蔚为大观：报刊上就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劣展开长时间激烈的争论；文化史研究的专门机构在许多高校和科研单位先后建立了起来；专门的学术团体、期刊出现了；国际国内的或地方的相关学术讨论会，每年都在举行；文化史不仅进入了高校的课堂，而且成为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研究方向。
这场文化和文化史“热”
，其持续时间之长，影响范围之广，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所仅见，以至于我们迄今都可以感受到它。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文化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已出版的著作为数十分可观。
冯天瑜等的《中华文化史》、阴法鲁等的《中国古代文化史》、刘蕙孙的《中国文化史稿》等，是有影响的通史性的著作；万绳楠的《魏晋南北朝文化史》、龚书铎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化概论》、史全生主编的《中华民国文化史》等，则是断代史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
此外，有关区域文化史、专题文化史、少数民族文化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方面的著作，为数最多，更不乏精品佳构。
此期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无论从质量与数量上看，还是从涉及领域的广度与深度上看，均非20世纪上半叶的研究所能同日而语。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文化及文化史的研究之所以得以复苏乃至于勃兴，归根结底，是中国揭出了实现现代化的时代主题和社会酝酿着转型的产物。
所谓现代化，不是孤立的社会目标，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它意味着自身整个文化的现代化。
就中国而言，文化的现代化不应也不可能是全盘西化，它只能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为此，去除糟粕，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实现传统文化的内在超越，便成了中国现代化课题中的应有之义。
“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已往全部历史过程中，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
也因是之故，欲解答现实中的文化问题，便不能不去请教历史。
不仅如此，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任重道远，它需要不断增强民族的凝聚力、认同感，中国文化史研究恰恰可以高扬爱国主义，为之提供无可替代的民族精神的支柱。
很显然，20世纪末，国人重新发现了中国文化史的价值，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当然，思想既经解放，学术研究无禁区，文化史这块长期荒芜却又辽阔而肥沃的学术园地，自然会吸引来众多拓荒者。
这即是说，中国文化史学科自身发展的强劲内驱力，也是不容忽视的。
要言之，此期中国文化史研究复苏的原因与20世纪20—30年代肇端的原因，一脉相承，只是因时代条件的差异而表现出愈加斑斓的特色罢了。
同时，也应当看到，此期的中国文化史研究虽然成就斐然，超过了前期，但它在更高的层面上并没有完全解决前期业已提出的问题，而且面临着新的分歧。
例如，柳诒徵等人早已提出，中国文化史应是综合的，不应是专门史的组合，这在今天虽成共识，但究竟应怎样实现综合，当年的柳诒徵等人在实践上并未解决，今天我们也仍然处于摸索的过程中。
文化概念的界定依然莫衷一是，此不待言；但是，如今文化史的界定本身也成了争论的问题。
此外，朱谦之曾提出文化史研究的理论基础问题，应当说，迄今足以表现中国气派的文化学理论，尚未见之。
从西方引入的各种文化学理论为数虽多，但有经久生命力的学说也不多见。
陈寅恪所说的失之于“滞”
的旧派学者固然不存在了，但他对于失之于“诬”
的新派学风的批评，却不能说已无现实的意义。
学术的本质在于发现问题，追求真理。
从这个意义上说，上述的现象是正常的，它反映了学术研究无止境和学术研究的艰辛。
但是，重要的一点是，不应沉湎于概念的争论而停止了实践的探索。
苏联的学者说得对：“如果只集中注意力去制定一个什么是文化，什么是它的研究对象的准确的、完善无缺的定义，再开始研究俄国文化史未必是合适的。”
[33]唯其如此，我们以为在学术界已有的研究基础上，编纂一部多卷本的《中国文化通史》，不仅已具备了必要的条件，而且其本身即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三、中国文化史发展脉络
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都因受其根本矛盾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具体展开形式的制约，从而显现出阶段性来。
“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
[34]因之，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对于正确认识事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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