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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只是人民生活的方式，处处都不能不受人民的经济状况和历史习惯的影响，这就是我从前说过的文化惰性。
你尽管相信‘西菜较合卫生’，但事实上绝不能期望人人都吃西菜，都改用刀叉。
况且西洋文化确有不少的历史因袭的成分，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也绝不会全盘采取”
。
[47]
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的陶希圣、王新命等10位教授，只讲“吸收欧美的文化是必要而且应该的。
但须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盘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
[48]。
何谓必要而且应该的，何谓渣滓，他们并未明言，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并未把西俗文化全当渣滓，也并未全然反对部分中俗的西化。
综观整个民国时期，人们对风俗变化在理论上积极探讨，在实践上基本能取西俗之长，补中俗之短。
因为人们认识到了风俗文化的变迁是与文化整体上的中西论争有关联的。
后者对前者整体上的无形影响是较大的。
它能营造出一种良好的氛围，使人们既勇于学习实践文明的生活，努力把握国家发展进步的重要命脉，促进社会趋向现代，使自己跨入现代新人的行列，又注意以经过实践检验的西俗中的“大是”
为标准来指导行动，来化中俗、旧俗中的“大非”
，而不让暂时性的社会需求吞没一切。
民国风俗变化的这种特点，是值得今人借鉴的。
注释
[1]邱钟麟：《新北京指南》第2编，北京，中华书局，1914。
[2]《晨报副刊》，1912-08-09。
[3]《义县志》，1931年铅印本。
[4]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九，133页，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1936。
[5]《大公报》，1928-05-10。
[6]《杨成武回忆录》上册，106～107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7]金士宣：《中国铁路问题论文集》，41页，南京，京华印书馆，1935。
[8]《大公报》，1928-06-18。
[9]《盛京时报》，1928-11-26。
[1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175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11]《新闻报》，1923-04-08。
[12]《电影月报》第3期，1928-06-01。
[13]《大公报》，1928-06-12。
[14]吴光杰：《欧美礼俗》，4～5页，重庆，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
[15]《文汇报》，1945-11-30。
[16]《文汇报》，1945-12-26。
[17]《无极县志》，1936年铅印本。
[18]《盛京时报》，1928-12-02。
[19]邓子琴：《中国风俗史》，340页，成都，巴蜀书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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