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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疾呼道：“以此为俗，吾则以为淳厚之征也。
——即非淳厚也何伤？”
宣传“全盘西化”
论的陈序经，对于中俗西化更是全盘肯定。
他说“至于我个人，相信百分之一百的全盘西化，不但有可能性，而且是一个较为完善较少危险的文化的出路”
[42]。
当胡适认为他“全盘西化”
的说法不妥，以“充分世界化”
的口号代之，并告诫人们不要沉溺于是否人人都要吃西菜、是否见了男人也要脱帽子等琐碎争论时，陈序经还撰文反驳了胡适，认为中国人在礼貌、饮食等方面的全盘西化也是没有理由要反对的。
对中俗西化持有保留肯定态度的人居多数，李大钊、蔡元培、梁漱溟、胡适，甚至主张“中国本位文化”
的陶希圣等人都是如此，只是在“量”
上有多有少。
李大钊写了《新的！
旧的！
》一文，文中列举了中俗、西俗在中国的并存与矛盾：在礼节上，“……贺年人，有的鞠躬，有的拜跪，有的脱帽，有的作揖”
；在婚姻上，“一面立禁止重婚的刑律，一面许纳妾的习俗”
；在“行”
上，一条窄路，“其间竟能容纳多时代的器物：也有骆驼轿，也有上贴‘借光二哥’的一轮车，也有骡车、马车、人力车、自转车、汽车……新的嫌旧的妨碍，旧的嫌新的危险”
[43]。
怎样解决这些矛盾呢？他认为一应增强创造力，增加社会富力；二应培养起新精神，创造一种新生活，使老人青年都能“享享新文明的幸福，尝尝新生活的趣味”
。
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他把这种肯定新俗西事的思想表达得更明确，认为中国的“静的文明精神的生活”
较之西洋的“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
，已处于屈败之势，“吾日常生活中之一举一动，几莫能逃其范围，而实际上亦深感其需要，愿享其利便。
例如火车轮船之不能不乘，电灯电话之不能不用，个性自由只不能不要求，代议政治之不能不采行。
凡此种种，皆可以证吾人生活之领域，确为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之潮流所延注，其势涛涛殆不可遏。”
[44]
对于西式婚姻、家庭关系，李大钊则持保留态度。
梁漱溟承认现在东方文化较之西方文化，后者占据了主动，处于优势，西洋民族的物质生活要好于东方民族，甚至断言：“假使西方的物质文明不来到中国，中国永远不会产生声光化电那些种种的物质文明。”
[45]但又认为中国的精神生活中总的来说要强于西方，将来一旦在物质文明上中国赶上了西方，中国文化就可以翻身成为一种世界文化。
在风俗的具体内容上，梁漱溟赞扬了西人的守纪习惯、公共观念和法制精神，认为这是中国人所缺乏的，应当虚心学习，予以接受，在家庭伦理方面，他却不主张中俗西化。
胡适认为中俗西化是很自然的事，主张中国文化应“充分世界化”
，也就是充分西化。
他说：“以世界文化对于我们中国的关系来讲，今天我们日常生活所用的电灯、电话、自来水、火车、汽车及一切衣、食、住、行有关的现代化工具，固然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就是我们原有的手工业制品，许多都是用舶来的原料；我们写字作文用标点符号；我们实行宪政民选代表；以及一切生活方式思想内容等，无论在乡村在都市，都免不了受世界文化的影响”
[46]。
但是他反对风俗方面的全盘西化，“数量上的严格‘全盘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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