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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1月，吴金鼎去云南苍洱境大理附近调查南诏时期太和故城、白王冢、三塔寺等遗址和马龙、龙泉、中和等史前遗址；次年3月，他和曾昭燏、王介忱发掘大理附近的马龙、清碧、佛顶等6处遗址，同时又调查发现了一些新遗址；他们将苍洱境发现的史前文化和华北仰韶、龙山文化做了比较，发现苍洱境文化中的断线压纹陶与半月形石刀具有独特性，故将其取名为“苍洱文化”
。
曾昭燏等对室内文物进行整理和研究，在李庄等处举办了多次文物展览。
1941—1942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中国营造学社合组川康古迹考察团，去四川彭山县双江镇附近发掘汉崖墓，清理了77座崖墓和2座砖室墓，出土陶俑等文物数百件，发现的一件陶质佛座对研究佛教传入具有重要价值。
彭山崖墓还为研究汉代建筑和艺术提供了许多珍贵资料。
1942年，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四川省博物馆合作，由吴金鼎主持发掘成都附近的五代前蜀王建墓，取得了较大收获。
1942年，史语所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合组西北史地考察团。
敦煌组由向达负责，主要考察了敦煌千佛洞，针对少数人对敦煌壁画的破坏，提出了保护敦煌的措施。
历史组由劳干负责，注重考察汉代遗迹，收集汉简。
史前组由石璋如负责，开始在敦煌附近的额济纳河流域考察汉代长城和烽燧遗址，后转往关中地区，在陕西调查了邠、乾、长安、武功、鄠、扶风诸县，共获遗址66处。
1944年，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地理研究所、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合组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古方面由向达、夏鼐、阎文儒负责。
他们调查了兰州十里店、西果园一带的史前遗址，又自酒泉往金塔北海子探汉代烽燧遗址、瓜州故城；5月，在敦煌附近发掘魏晋和唐代墓葬；11月，考察汉玉门关、阳关和长城、烽燧遗址，发现一批汉代木简。
1945年春，夏鼐在甘肃宁定县阳洼湾齐家墓葬发掘中，从墓葬的墟土中找到了仰韶文化的彩陶片，从地层证据证明齐家文化晚于仰韶文化，他写了《齐家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正》一文纠正了安特生关于齐家期早于仰韶期的年代错误。
除上述规模较大的考古活动外，在四川还有不少零星的考古活动。
1937年，中央大学金毓黻、常任侠等在重庆附近调查崖墓，后又调查清理沙坪坝汉墓。
1940年，卫聚贤、郭沫若、常任侠调查重庆江北培善桥汉墓遗物。
1941年，凌纯声、马长寿等在理番发掘汉墓。
1942年，史语所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作进行川康古迹考察发掘，在陈家偏、牧马山老江口、李家沟等处发现了一批史前时期和汉代遗存等。
原在史语所、抗战初期奔赴延安的尹达于1942年在延安大砭沟发现了龙山文化遗址，还出版了《中国原始社会》一书。
1946年，他又在华北解放区邯郸附近清理一座汉墓，首次发现了散乱的玉衣片。
1946年年底，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李庄与乐山两处人员暨文物返运南京。
1947年，故宫博物院先将乐山、巴县、峨眉3处文物集中重庆，然后全部运返南京。
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政府下令将大量文物运往台湾，其中有故宫文物231910件，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文物11729件。
从1926年李济主持西阳村史前遗址发掘到新中国成立，中国考古学经过20余年的发展已粗具规模，做了不少调查发掘工作，开辟了自己的道路，摸索出一套适合中国特点的田野工作方法，积累了一批通过正规发掘的科学资料，出版了一批考古学论著，为我国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石。
注释
[1]胡适：《自述古史观》，《古史辨》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古史辨》第1册，67页。
[3]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古史辨》第1册，193页。
[4]《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李大钊文集》，179页。
[5]《毛泽东选集》第2卷，533～534页。
[6]《毛泽东选集》第1卷，283页。
[7]《毛泽东选集》第2卷，6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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