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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后在龙骨山的山顶洞内又发现18000年前的8个人类个体，其中较完整的有3具，为我国新人化石，蒙古人种的祖先。
1930—1931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学组的李济和梁思永在山东历城县城子崖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一种以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它区别于仰韶彩陶，被称为“龙山文化”
。
这次发掘的成果由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等编著了我国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集《城子崖》。
城子崖遗址是由中国考古学者发现和发掘的第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
后来，梁思永又在安阳后岗进行发掘，发现小屯殷商文化、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自上而下相叠的地层关系，解决了仰韶、龙山、殷商文化的相对年代问题，这就是著名的“三叠层”
的发现。
1936年，西湖博物馆施更昕在杭县发掘了良渚遗址，发现了“良渚文化”
，这是在我国南方第一次发现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发掘报告《良渚》于1938年出版。
这一时期，还在甘肃的河套、吉林的顾乡屯等地发现了与“山顶洞人”
同期的文化遗存。
这些重大的发现，对我国原始社会史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史前期考古学由此兴起。
2．殷墟甲骨文的发掘和研究方面 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的李济、董作宾等对殷墟进行发掘，前后共15次，获带字甲骨24832片，董作宾编为《殷墟文字》甲乙编，郭沫若亦将部分编入《卜辞通纂》。
河南博物馆也于1929年和1930年两次对殷墟进行发掘，得到甲骨3656片，由关伯益编为《殷墟文字存真》，孙海波编为《甲骨文录》。
3．简牍发掘方面 1927年中国以学术团体名义，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合组“西北科学考察团”
，北京大学教授徐炳昶任中方团长，由黄文弼代表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参加该团到西北进行考古工作，考察持续到1933年，于居延故塞发现汉代居延都尉府的简牍11000多枚，于罗布淖尔得汉代简牍及其他古物，于吐鲁番发现高昌古墓群得陶砖甚多，又于库车得壁画及写经，还有其他出土文物，以后陆续发表了《罗布诺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高昌陶集》、《高昌砖集》，这就是著名的新疆考古“三记二集”
。
劳干则根据“居延汉简”
写出了著名史著《居延汉简考释》。
4．西安宝鸡周秦墓的发掘 这也是这一时期重要的考古成果。
1933年，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组织到陕西渭河流域进行调查发掘，由徐炳昶领导，黄文弼、苏秉琦等参加，发掘了这一地区的周秦及汉代墓葬，历时两年。
后来，由苏秉琦将宝鸡斗鸡台处的周秦墓葬资料进行整理研究，于1948年发表了《宝鸡台沟东区墓葬的报告》，在报告中，苏秉琦首创按器物形制学划分墓葬随葬陶器组合的共存关系，作为分期断代的标准方法，为后来的形制学研究树立了楷模。
同时，他在研究中还提出了探索周文化渊源的线索，把我国考古学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侵华日军肆意摧残中国文化事业，对文物或掠夺或焚毁，据1945年10月“战时文物保存委员会”
登记，战时文物损失共360多万件又1870箱，古迹741处。
为避免文物少遭日军破坏，中国考古机构将所藏文物西迁。
七七事变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即着手选择藏品，分装多箱，一部分密存南京朝天宫故宫仓库和上海兴业银行，大部分珍品则于1937年7月离宁迁汉，旋入川，在重庆南岸沙坪坝建库贮藏。
1939年5月重庆遭日本飞机轰炸，6月中央博物院文物分3批迁昆明，小部分存四川乐山。
1940年6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昆明遭日机轰炸，8月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再迁四川南溪李家庄。
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在1937年8月运出第一批，由南京出发，经汉口、长沙，最后到贵阳安顺，1944年再迁巴县。
第二批文物从水陆两路抢运，水路经汉口、重庆到乐山，陆路从南京下关装火车，经宝鸡、汉中、成都到峨眉。
中国考古学者在抗战后方的西南和西北地区，在艰难条件下，尽最大努力开展考古工作。
1937年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邀请留学欧美的吴金鼎、曾昭燏、冯汉冀、夏鼐等一批年轻的考古学者到筹备处工作。
1938年，他们都来到了四川。
冯汉骥只身一人前往四川西北部岷江上游羌族地区进行考察，在汶川县清理了石棺葬，后发表《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一文，首次科学地报道了这类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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