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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也是学术史研究的一部杰作。
此外，20世纪30年代末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分辑40种专史，如冯承钧撰《中国南洋交通史》，郑振铎撰《中国俗文学史》，姚名达撰《中国目录学史》，顾颉刚与史念海撰《中国疆域沿革史》等，这套丛书较有影响。
资产阶级史学家重视通史的编纂。
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曾计划写一部多卷的中国通史，但未实施。
李泰棻在1922年出版了《中国史纲》第1卷，1932年至1933年完成第2、第3卷。
吕思勉于1922年出版《白话本国史》，是我国第一部用语体文写成的中国通史。
20世纪40年代又出版两卷本的《中国通史》，是适应当时大学讲授需要的历史著作。
邓之诚于1934年写成《中华二千年史》1～4卷，要求青年学子通观历代兴亡，不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的古训。
章太炎在为此书作的“序”
中阐述了“读史救亡”
论。
周谷城于1939年出版了《中国通史》2册。
1940年，钱穆出版了《国史大纲》2册。
1942年，金毓黻编写了属“青年基本知识丛书”
的《中国史》。
1946年，缪凤林著《中国通史要略》共3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连横撰写的《台湾通史》于1920年出版上册和中册，次年又出版了下册。
此书以大量事实说明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资产阶级史学在断代史方面也卓有成绩。
除已提及的陈寅恪的隋唐史研究、陈垣的元史研究等外，吕思勉先后完成了《先秦史》（1941）、《秦汉史》（1948）、《两晋南北朝史》（1948）。
邓广铭撰写了《宋代职官志考》。
蒙思通与沈曾植潜心于元史的研究，蒙思通著有《元代社会阶级制度》，沈曾植撰成《元秘史补注》。
谢国桢和吴晗专于明史，谢国桢侧重晚明史的研究，撰有《顾宁人先生学谱》、《晚明史籍考》、《晚明流寇史籍考》等论著；吴晗尤长朱元璋的研究，先后出版了《明太祖》、《由僧钵到皇权》、《朱元璋传》等。
清史研究以孟森、萧一山贡献最多。
孟森撰有《清朝前纪》、《明元清系通纪》、《清初三大疑案考实》、《香妃考实》、《八旗制度考实》、《明清史讲义》等论著；萧一山在1923年就出版了《清代通史》上卷，1930年完成了下卷，此后又经不断修订补充，成为400多万字的巨著，其他著作有《清史大纲》（又名《清代史》）、《曾国藩传》、《洪秀全传》等。
中国近代史的著作有沈味之的《近百年本国史》（1930），孟世杰的《中国最近世史》（1932），罗元鲲的《中国近百年史》（1935），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1936），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1938），陈安仁的《中国近代民族复兴史》（1943），郑鹤声的《中国近世史》（1944），郭廷以的《中国近代史》（1947）等。
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萧一山、王重民、刘复等人从英、法、美等国抄回大量太平天国史料，重要的研究成果则有谢兴尧的《太平天国社会政治思想》（1935），简又文的《太平天国杂记》第1、第2辑、《太平军广西首义史》（1944），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纲》（1937）、《太平天国史丛考》（1943），彭泽益的《太平天国革命思潮》（1946）等著作。
专史除已提及的史学理论、思想文化史著作外，政治史方面有李剑农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谢彬的《民国政党史》等。
中西交通史方面有张星烺的《欧化东渐史》，向达的《中外交通小史》、《中西交通史》等。
民族史方面有王云五的《中国民族史》，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张其昀的《中国民族志》，宋文炳的《中华民族史》，吕思勉的《中华民族演进史》等。
外交史方面有刘彦的《中国近时外交史》、《最后三十年中国外交史》，蒋廷黻的《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1～8卷等。
新中国成立前，傅斯年、李济、董作宾、蒋廷黻、萧一山、张其昀等去了中国台湾；钱穆、简又文等移居中国香港；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留在内地。
胡适移居美国，后去中国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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