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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院长蔡元培委托傅斯年等筹备建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10月，史语所正式成立，傅斯年任所长。
傅斯年在1928年年度报告中说：“中央研究院设置之意义，本为发达近代科学，非为提倡所谓固有学术。
故如以历史语言之学承固有之遗训，不欲新其工具，益其观念，以成与各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即不应于中央研究院中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使之与天文、地质、物理、化学等同伦。
今者决意设置，正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
即认为历史语言之学应像自然科学一样搜求材料、处置材料，“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以工具之施用，成材料之整理，乃得问题之解决，并因问题之解决，引出新问题，更要求材料与工具之扩充。
如是伸张，乃向科学成就之路”
。
1928年9月，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阐述了自己的史学思想、办所方针。
他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
“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
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
“要把历史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样。”
他指出：“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
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
他主张客观地研究材料，“存而不补，这是我们对于材料的态度”
，“证而不疏，这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段”
。
在“史学便是史料学”
、“近代历史学只是史料学”
的思想指导下，史语所在史学方面主要进行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
该所收购了险些化为纸浆的8000麻袋内阁大库档案，加以整理，至1937年共出版《明清史料》38本。
又派董作宾、李济等发掘安阳小屯殷墟遗址，先后发掘15次，共发掘遗址11处，为考古学、殷商史的研究创造了条件。
此外，史语所还搜集《明实录》各种版本进行校勘，派人发掘城子崖等。
也正是基于“史学便是史料学”
的宗旨，史语所成立之初，没有人参加正在开展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
傅斯年的代表作有《明成祖生母记疑》、《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考》、《性命古训辨证》、《夷夏东西说》等。
“史料学”
派的形成，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形成的泛科学主义思潮在史学界的反映。
这一学派在搜集和整理史料方面的丰硕成果，促进了史学的发展。
但一直有人对“史学便是史料学”
的观点提出批评，他们强调除史料外，史观、史论和史学方法也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面。
五、文化史、通史、清史等领域的建树
中国思想史、学术文化史是资产阶级新史学取得显著成绩的一个领域。
梁启超于1920年发表《清代学术概论》，于1924年发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突破经学史的狭隘范畴，对清代的各个学科、各个学派、各种学术思潮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评述。
他还于1922年整理出版了《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对先秦儒、墨、道、法各派思想进行研究。
胡适于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抛弃了儒学独尊的传统，把孔孟学说与诸子学说“平等”
看待，各有褒贬。
20世纪20年代发表的中国文化史著作有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1926）、陆懋德的《中国文化史》（连载于《学衡》1925年5月至1926年7月各期）、顾康伯的《中国文化史》（1924）、谢勖之的《近世文化史》（1926）、常乃德的《中国文化小史》（1928）等。
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文化史专著有杨东蒪的《本国文化史大纲》（1931）、陈登原的《中国文化史》（1933）、陈安仁的《中国近世文化史》（1936）、文公直的《中国文化史》、王德华的《中国文化史略》（193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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