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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人士也“根据三民主义要求中国回族之自由平等”
。
[10]并列举孙中山《建国大纲》第四条“……对于国内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民国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
；国民政府行政院命令“国民政府基于此次政纲，对国内各民族各宗教，素来扶植保护，不遗余力，回教人民，为中华民国重要之成分”
等内容以为参政之依据。
[11]
伊斯兰教人士参与政治活动的各种思想倾向如下：中国回民有五千万，应有成比例的政治权利，政府制定法律时，应考虑回民的实际情况，不能忽略；回胞应学习行使民权，参加选举和一切政治集会，“纠正过去争教不争政的旧观念”
；分清政治思想与宗教信仰，不要把二者混为一谈，“也不要把宗教作为政争的工具”
，“不要因政治而毁坏宗教”
。
[12]
对于民主政治的运作，他们也有自己的见解，认为首先应培养其实行时必备的各种条件。
“条件为何？即树立国民经济基础，提高国民法治精神，培养国民基本道德及普及国民各级教育是也”
。
[13]
基督教人士碍于该教的外来特性，没有明言要参与各种政治活动，但实际上，基督教与民国政治的关系，远比佛教、伊斯兰教紧密。
基督教对政界的影响要大于佛教、伊斯兰教。
孙中山、蒋介石、冯玉祥、宋子文等人都信耶稣基督，对基督教的活动也较为支持，教会事业得以接二连三地创办，这是基督教注重在上层社会各领域扩大影响、发展自己的结果，更何况它背后还有欧美的支持。
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教人士还积极参加抗日战争，这是他们焕发爱国心，顺应抗日时势而达变自身的结果。
“九一八”
事变后，抗日渐成时代潮流，积极入世的宗教人士主张“国联”
应对日本“加以有力之裁制，以绝人类之乱源”
[14]；强调宗教徒也是国民的一部分，也应肩负起守土抗战的责任；抨击不辨是非，助纣为虐的日本宗教徒“只知有日本的国家，而不知有世界的全人类”
，“已成为日本军阀的鹰犬”
。
[15]
七七事变后，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宗教界人士在行动上都曾组织救护队、掩埋队分赴战地服务，组团到海外揭露日人欺骗宣传，布施募款劳军，甚至从军、参加地下工作或游击队，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抗敌将士，对国家民族，有相当贡献，并“使敌人阴谋诡计不攻自破，使敌人挑拨离间的梦想，完全成为泡影”
。
在抗日理论方面，伊斯兰教界人士指出，抗战胜利，需要三个条件，“（一）坚韧奋斗把敌人赶走；（二）以消耗战促成敌人的崩溃；（三）静候更有利的国际形势的到达，以世界的力量解决暴敌。”
而要实现这三个条件，就得坚持两个原则，即自力更生和坚韧耐心，打消速胜的心理，做长期的努力。
论到抗日思想上的入世达变，则以佛教界为典范。
在一般人看来，佛教讲究出世修行、戒杀生，而抗日救国则是入世行为，是鼓励杀死杀伤敌人的，两者有矛盾之处，人们为此呼吁佛教徒在国家危亡之时应“放下法器，举起屠刀”
。
佛界爱国人士顺应时代大潮，对传统佛教理论进行了修正，指出“佛教本身，固无人我是非之分，但在世间之中安立佛教，自不能无情理也”
。
[16]世间的佛徒，也属人类，而人类既有国家民族，当然要求能自由独立。
所以佛教徒为保全国家民族的自由独立，抵抗强掠，解除外力压迫，完全属于合理正当的行为，这也符合做人的道理。
《护国般若经》教谕佛教徒，当所属的国家有内乱和外患，国家需要保护时，佛教徒必须起而护国，护国之法，当“内聚众力，外集多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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