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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各教会还积极致力于社会慈善救济事业，帮助那些需要救助的人，活动方式有施舍财物、领养弃婴等。
同时，还成立“中华民国拒毒会”
、“道德会”
、“养真社”
、“改良会”
等组织，从事破除迷信、戒烟禁赌、劝导妓女从良等改良社会的工作。
这些社会活动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以致连一些佛教徒也赞赏说：“耶教并没有高深的教理，他之所以能生存世界上，且成为三大宗教之一，完全是依靠它对于社会慈善公益的事业努力，而博得人们的同情……他们这种为教为人博爱的心田和护教热忱毅力的精神，实在值得我们采取的。”
[6]
除上述一般性的入世举措外，各教人士还积极参与政治。
因为宗教界有识之士认识到要顺利改革振兴宗教，进而创造“一种良好之社会，或优美之世界”
，还得依靠政治力量。
佛界人士指出，人间净土可以由人力去创造，但实行起来需要两个重要步骤：第一，“须用政治的力量为实际施设”
，即用政治手段开路，扫清社会上的沉渣障碍，为下一步的建设创造良好的条件；第二，“应依佛法的精神为究竟归趣”
，因为政治的能力、成绩有限，“要将此有限变为无限，非求之佛教不可”
[7]，只有依靠法力无边的佛教，人间净土才能最后建成。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抗战爆发前，僧尼就欲参加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又提出佛教徒应“问政而不干治”
、“议政而不干治”
[8]，即可以做议员但不可做官，也确有佛教界人士当选为“国大”
代表。
佛教界人士还涉足政治思想领域。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佛教界就纷纷撰文，称赞三民主义。
“今三民主义者，能提取中国民族五千年文化，及现世界科学文化的精华，建立三民主义的文化。
……故佛教亦当然依此而连接以大乘十信位的菩萨行，而建设由人而菩萨、而佛的人生佛教”
[9]。
为了说明佛教教义与三民主义有密切联系，一些人还把二者作了对比，认为佛家的平等主义与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互为表里；无畏主义，与民权主义相契合；改良心地主义，与民生主义彼此互助。
佛教界有识之士之所以“高抬”
三民主义，主要目的在于取得官方的支持，以维持佛教的生存与发展。
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世事人心对佛教界并不利，带着各种理由反对佛教的人甚多，佛教界人士自己总结的社会人士的反佛理由就有十条之多：违反儒道；破坏礼俗；危亡国本；崇拜偶像；滋生无用游民；浪费财物；妨碍身心；不合时代潮流；不切实用；不重实际。
此外，自清末以来的“庙产兴学”
风潮延至民国不仅没有止息，反而时有大兴之势。
1928年，第一次全国教育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国立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提出了“庙产兴学”
议案，主张没收全部庙产充作教育基金。
后又组织成立“庙产兴学促进会”
，遂于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
直到1929年12月，国民政府公布“监督寺庙条例”
，规定“寺庙财产及法物为寺庙所有”
，这一风波才告平息。
可见，当时官方的支持与保护，对于佛教事业的存在与发展确实相当重要，这也难怪佛界人士要“高抬”
三民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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