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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文史学经典《续藏史鉴》、《西藏王统记》等，也被译成汉文出版。
前者系著名翻译家刘立千所译。
他在译著中另辟蹊径，将原著中不详尽之处，现于他书者，引注于原文之后，使其译著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
回族、维吾尔族、东乡族等少数民族信奉的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此期被译成汉文出版的不少，其中以马坚的《古兰经》译本和王敬斋的《古兰经译解》为流行本，质量较高，影响较大。
满文老档是满族早期历史的珍贵记录。
1933年，满族学者金梁将盛京崇谟阁所藏的旧满文档，节译出版《满洲老档秘录》二卷。
之后，又有金毓黻记录的《盛京崇谟阁满文老档译文》（1943年东北文献丛书本）出版。
汉族学者从此看到了一片广阔而新奇的学术领地。
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彝族长篇文献丛书《爨文丛刊》，共收彝族文献11部，系丁文江在贵州大定县（今大方县）收集编辑，由彝族学者罗文笔译成汉文的。
其中《宇宙源流》为五言哲理诗，具有一定的哲学价值。
著名诗人光未然（即张光年）在云南路南工作时，也曾搜集整理了流传在彝族民间的长篇叙事诗《阿细的先鸡》，这是用汉文整理我国少数民族文学遗产的一项开拓性工作。
哈萨克族著名学者、诗人、翻译家尼合迈德·蒙加尼与汉族学者苏北海一道，将本族经典《哈萨克族世系》和爱情长诗《萨里哈与萨曼》等译成汉文，另外还以汉文出版了一本《哈萨克族简史》（1948），为汉哈民族文化的交流做出了贡献。
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了解、学习和吸收，不仅丰富了汉族文化的内容，也促进了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的综合创新。
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著名舞蹈家戴爱莲的舞蹈艺术实践了。
戴爱莲是民国现代新舞蹈的开创者，她在把握舞蹈现代性的同时，特别注重其民族性的特色，尤其是善于吸取少数民族民间舞蹈的养分，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工提炼。
抗战时期，她创作表演了包括汉、藏、维吾尔、瑶、羌、彝六个民族的舞蹈，其中，《嘉戎酒令》、《瑶人之鼓》、《倮倮情歌》、《羌民端公跳鬼》等，均成为民国舞蹈艺术的精品杰作。
正是从抗战时期开始，边疆舞蹈得以风行全国，走向世界。
三、汉族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
民国时期国内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第二大特点，是各少数民族对汉族文化的了解认识空前增多，受汉族文化的影响日益加大，其自身文化发展的速度急剧加快。
其表现首先在于：这一时期，各少数民族人民学习、掌握和使用汉语的现象较以往任何时代更为广泛。
一般知识分子大多都能直接阅读汉籍和汉文报刊，以汉文写作、发表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也成为一种更为普遍的现象。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民族交往日益密切外，与少数民族人民大量到内地学校读书学习，和少数民族中的有识之士对汉族语言和文化的重视与提倡，也有直接关系。
以蒙古族为例。
1913年至抗战爆发前夕，仅从蒙藏专门学校毕业的蒙古族学生就有近千人。
还有许多蒙古族青年在北京、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沈阳等大城市读中学和大学。
他们读书期间创办有蒙汉文合璧的《蒙古留平学生会会刊》等，以表明其沟通蒙汉文化的志趣。
这些人毕业回到本地后，大多致力于发展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和汉蒙文化交流。
其中，多松年、乌兰夫为杰出代表。
他们创办的汉文刊物《蒙古农民》，在蒙古族极具影响。
在蒙古族地区各级学校里，汉语是一门重要的课程。
不少蒙古族的学者、文人善于用汉文写作，如主纂过《绥远通志》的荣祥，通汉学经史、擅诗律骈赋，印有《瑞芝堂诗草》行世。
长期担任蒙藏院长的贡桑诺尔布，是蒙藏学校的主持创办者，他积极提倡学习汉族文化，本人也精通汉语音韵学，喜作汉诗（著有《竹友斋诗集》），擅长书法和绘画，还同汉族著名学者梁启超、吴昌硕、罗振玉等人往来。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延安的一些蒙古族文学青年，以蒙汉文创作了许多反映民族民主革命的剧本，如话剧《额尔登格》，歌舞剧《蒙古之路》，歌剧《反抗》，《上延安》和《孟巴特》，秧歌剧《送公粮》等，揭示了蒙古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歌颂了汉蒙人民之间的革命情谊。
再如哈萨克族。
该族不少知识分子都懂汉文，能直接阅读鲁迅、毛泽东等人的著作，从中汲取思想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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