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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幽默讽刺作家马克·吐温和小说家杰克·伦敦的作品，此期也都被翻译介绍过来。
在法国文学的译介方面，傅雷贡献最大。
他此期所翻译的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尼·葛朗台》，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均脍炙人口、广为流传。
其他如赵瑞蕻译司汤达的名作《红与黑》，高名凯译巴尔扎克的《幻灭》三部曲等，也很有影响。
另外，一些国家的文学史专著、名作家谈创作等也有翻译介绍，如苏联维诺格拉多夫的《新文学教程》、美国阿弗雷·卡静的《美国现代文艺思潮》、苏联季莫非耶夫的《苏联文学史》、日本鹿地亘的文艺理论专著《艺术哲学》以及《列宁与文学及其他》、《马克思论文学》等，共计20余种。
历史学方面，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传播又有了新的进展。
一批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和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历史学著作被翻译到国内，如恩格斯等人的《社会发展史》，苏联科学院历史学研究所编辑出版的《近代新历史》、《近代史教程》、《联共（布）党史》，苏联史学家柯斯铭斯基的《中世世界史》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的翻译出版。
该书乃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党史教科书，1938年在苏联正式出版，到1939年3月为止，已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28种文字，被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的百科全书”
。
此书中文本出版于1939年，并经博古校阅。
1949年又出版了“干部必读”
本，在中国得到广泛流传，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产生过不容忽视的影响。
这一时期，虽然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的数量并不比从前有明显的增加，但经过整风运动和各种教育，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得到普及和深入，这是以往任何时候所无法比拟的。
同时，西方现代史学流派的著作在这一时期也有不少介绍到国内，如美国史学家班兹的《社会科学史纲》、汤姆生的《西洋中古史》、海思的《世界史》等。
一些西方史学思想也得到介绍，如朱光潜多次撰文介绍克罗齐的史学思想。
这一时期，新兴的社会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也有一定发展。
以社会学为例，一些重要的外国名著被译成中文。
如李安宅译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马凌诺夫斯基的《两性社会学》（1937）、德国学者孟汉的《知识社会学》（1944），吴泽林等译的《白季二氏社会学大纲》（1937），陶集勤译的《社会学原理》（1942）等。
经济学在此期最大的译绩，要数郭大力与王亚南合作译完巨著《资本论》。
该工作开始于1935年，1938年大功告成，同年分三卷出版。
其他学科也有不少名著译成中文的，如潘光旦1946年译竣出版的英国名家霭理士的《性心理学》，就是极有学术价值、备受学人推崇的高质量译作。
自然科学方面，出于战争的需要，此期引进的主要是些能直接为战争服务的科技。
很多有关工程、钢铁、军工、化工、生物、通信等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应用技术的著作不断被翻译到国内，并在教学、生产和科研当中加以运用。
如美国人鲁特的《工程数学》，美国人铁木生可、毛勒、普尔曼等人所编写的《工程力学》，夫赤楞的《工程画》等，均被译作大学教材。
与此同时，盟国以及一些国际友人、民间组织采取多种渠道赞助中国的科学研究，扩大交流，促进了科学事业的共同发展。
抗战时期，国际科学交流主要在盟国之间进行，且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频繁起来。
其中，中美、中英科技交流尤多。
美国为支援中国抗战，从抗战后期开始主要向中国输出技术，派遣战时中国最急需的公共卫生、水土、水利、电力、矿冶、机械等专业技术专家来华，帮助中国的生产建设，此外还赠送科学期刊、图书资料的缩微片，并将中国国内科学论文介绍到国外发表。
中英之间的科学交流，主要是通过李约瑟领导的设在重庆的中英科学合作馆实现的。
该馆一方面为战时中国科学界提供极为难得的科学仪器、药品、图书资料等；另一方面则向世界各国介绍中国科学界战时的研究状况及研究成果。
实际上，这些到中国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们，不仅带来了欧美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带来了欧美人民的深厚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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