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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一些著名的哲学家还被邀请到中国来，直接把他们的哲学思想介绍给中国人民，如杜威、罗素、杜里舒等都曾应邀来华讲学，前两者影响尤为巨大，他们除了讲授其哲学外，还阐述了其他方面的思想，如杜威的平民主义教育学说、罗素的社会改造原理学说等，它们在中国的影响毫不逊色于其哲学思想。
这种外国思想家和学者来华讲学并发生巨大影响的情形，可谓民国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突出特点。
值得指出的是，此期西方哲学在华传播及其影响是相当复杂的，如兴盛一时的生机派或生命派哲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欣赏柏格森生命冲动是意志自由创造的观点，认为这是反对宿命论、努力进取，不断变革的利器。
换言之，它成为其变革文化传统的动力；而在东方文化派的代表梁漱溟看来，生机哲学强调直觉、崇尚生命的一面，恰恰是以孔家哲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精神，因而他大谈生机主义，宣称这是其文化学说之理论基础的重要来源。
杜威来华与中国学者合影
引进外国文学艺术，是这一时期外来文化传播的另一个大热门。
一大批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文学团体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未名社等，均以引进外国文学为己任，竞相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形成了队伍宏大、范围广泛、翻译语言与风格丰富多样的崭新局面。
据统计，1918—1923年，先后有30多个国家的170多位作家的文学作品被翻译介绍到中国。
其中以俄国作家的作品为最多，其次为法国、德国、英国、印度、日本等国作家的作品。
仅《新青年》和《晨报》副刊刊登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等人的小说就有48篇，法国作家莫泊桑等人的小说也有26篇。
不少文学作品还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挪威作家易卜生的著名剧作《玩偶之家》，其中的女主人公娜拉，成为当时女子争取个性解放的象征，对中国的妇女解放起到了积极作用。
此后，各种娜拉型的人物在中国作家笔下纷纷涌出，正如有的学者在《娜拉在中国》一文中所指出的：“世界上不知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创作了如此众多的娜拉型剧本。
中国人把娜拉迎进家门后，进行了新的创造，使她在中国复活和再生。
这里有从沉睡中醒来的娜拉，也有尚在痛苦中呻吟的娜拉；有从家庭出走以谋求自立的娜拉，也有从追求个性解放到投身社会革命的娜拉……可以说，娜拉随着中国人民走完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
。
[2]由此可见其对民国文学的影响之大。
与此同时，各种文学思想也被引进到国内，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作家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手法。
一些著名的外国文学家还亲自来到中国，直接宣传自己的文学作品和思想。
如印度诗哲泰戈尔于1924年应邀访华，在华发表多次演说，引起中国文化界的关注。
他的作品如《吉檀迦利》、《飞鸟集》等也被大量翻译成中文出版（郑振铎等译），其文风影响了许多中国作家，如冰心的诗集《繁星》明显就带有泰戈尔的风格。
这一时期，在中国流传最广的翻译文学作品，当数郭沫若译德国作家歌德的名作《少年维特之烦恼》。
这部小说以其丰富的恋爱**，对社会的叛逆思想，梦幻般的行动及个人主义的思考方法，受到了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中国青年读者的青睐，“影响于青年的心理颇大”
（蔡元培语）。
从1922年首版后到1930年8月，在中国已印行了23版之多，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最为畅销的外国作品，被有的学者称为影响近代中国社会的“一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译作”
。
[3]此外，新文化运动后，西洋美术也开始在中国大放异彩，它以上海为重要据点，向中国陈旧的画坛发起了猛烈的冲击。
许多留欧学西洋画的学子归国后，致力于西洋美术的传播，新的美术思潮、艺术教育、西画社团、美术刊物因之纷纷涌现。
西洋画与中国画开始形成了并驾齐驱的局面。
泰戈尔来华与中国文化人合影
国外历史学成果的引进此期也十分引人注目。
五四运动以后，外国历史学的传播最突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传播和在历史研究领域中的运用，它为中国史学开辟了新境界。
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先后翻译介绍了一批有关唯物史观的著作，如芬兰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日本河上肇的《唯物史观研究》，德国考茨基的《伦理与唯物史观》等，其中以河上肇的影响最大。
在唯物史观广泛传播的同时，大量欧美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继续输入中国。
当时，有关西方历史研究和历史研究法的译著骤然增加，其中比较知名的有法国的朗格诺瓦与瑟诺博司的《史学原理》，美国的鲁滨逊的《新史学》和塞利格曼的《经济史观》等。
一些西方史学著作还被用作课本出现在课堂，如何炳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就以鲁滨逊的《新史学》来教授史学原理和历史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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