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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民国时期，文化各个领域里中西会通融合的水平并不一致，自觉和努力的程度也有差别。
既有像鲁迅小说、朱光潜美学和钱钟书《谈艺录》那样“中西婚媾”
的美妙宁馨儿，也有像五四时期的“灵学”
和抗战时期汉奸理论“新民说”
那样中西杂交的畸形怪胎；既有彻底消化西学、以之整理传统、研究中国问题的精品杰作，也有徒拾西学皮毛、生搬概念、硬套中国情形的浅薄陋册；既有真正融贯中西、使人豁然开朗的理论创造，也有牵强附会、让人莫名其妙的思想杂烩。
但是，无论如何，人们追求中西会通的理想和目标没有变，且总体说来，这种会通大体经历了一个从懵懂到明确、由浅入深的过程，换言之，也就是其越来越自觉和深化了。
另外，这种会通融合是始终伴随着矛盾和冲突的，此点从民国时期接连不断的各种文化论争中，可以概见。
有的领域里，矛盾冲突还一度很激烈，如医学界的中西医之争。
西医界曾有人多次提出“废止中医案”
，要求对中医“废医存药”
，希图国民政府加以批准。
但其结果，不仅中医没有废除，反而促进了中医界奋起自救，学习西医，在诊断、治疗方法、药物分析乃至理论阐释等方面加强了自身的科学化建设。
整个民国时期，中医界著名医家“几乎全部致力于从中西医比较中取长补短，以求得中医发展”
[34]。
“会通中西医”
的口号，既为中医界所呐喊，也得到了西医界有识之士的普遍同情，成为民国医学界最为强劲的声音。
人们越来越坚信：“重中轻西固不可，重西轻中亦不可，必须共冶于一炉，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使成世界最完善之医学”
[35]。
抗战末期至解放战争时期，延安曾掀起“新中华医学运动”
，提出“西医学术民族化”
，“中医学术时代化”
的总口号，这实际上已很准确地把握住了此期中西文化融合的时代课题了，那就是，一方面致力于西方文化的中国化、民族化实践；另一方面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改造，在此基础上构筑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有学者认为，五四以前，中国人会通中西文化主要有三种理论形式：一是以“中源西流”
说为代表的“回归式”
；二是以“中体西用”
说为代表的“嫁接式”
；三是以“有机调和”
说和“整体融会”
论为代表的“融贯式”
。
[36]此种概括不无道理。
进入民国后，“中源西流”
和“中体西用”
说虽然遭到思想界的一致唾弃，但这样一种理论思路，仍潜伏在人们的思想深处。
特别是“中体西用”
，不论是东方文化派，还是“本位文化建设派”
和新儒家，都是一面批评“中体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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