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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这种成长于民族解放战争中的革命救亡文化又反过来带动了社会的急剧变革，有力地促进了战争的胜利。
为了反抗外族侵略，爱国的知识分子或文化人纷纷走出书斋，成立和参加各种群众文化组织，“到战场上去，到游击队中去，到伤病医院去，到难民收容所去，到一切内地城市乡村中去”
[31]，用演讲、歌咏、戏剧、播音、出版、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和宣传画等丰富多彩的文化形式，使革命救亡的文化宣传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一曲《松花江上》不知使多少人为国破家亡落下凄伤的热泪；一首《大刀进行曲》不知使多少人热血沸腾；一首《义勇军进行曲》则使千百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华民族儿女，为了共赴国难，以自己的血肉筑起民族新的长城。
各种抗战戏剧所发生的影响也一样巨大。
正如剧作家田汉所说：“中国自有戏剧以来，没有对国家民族起过这样伟大的显著作用。
抗战以前，戏剧尽了推动抗战的作用；抗战以后，戏剧尽了支持抗战鼓动抗战的作用。”
[32]所有这些优秀的文化作品，高尚的文化活动，启迪了广大民众的民族意识，激发了中国人民奋起自卫、救国救亡的热忱，成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不可缺少的精神力量。
在革命救亡文化的宣传、发动和组织下，中华民族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旗帜下紧密团结起来了，一改原来一盘散沙般的分散无组织的状况，民族的精神风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空前高涨，蕴藏在人民大众中的巨大能量被释放出来，成为任何反动势力都无法遏制的反抗洪流，不仅日本侵略者为之震惊，也赢来了世界人民的钦佩和同情，最终获得了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为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得之不易的条件。
上海救亡演剧第二队宣传车在湖北黄石街头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1卷，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丁世锋：《民国一年来之政党》，《国是》，1913年第1期。
[3]如新文化运动前期，陈独秀就理直气壮地抓住共和政体与孔教的内在矛盾，来抨击北洋军阀政府的尊孔复古政策：“若一方面承认共和政体，一方面又要保存孔教，理论上实在是不通，事实上实在是做不到。”
（《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第3卷，第3号）
[4]夏衍：《新的跋涉》，《文汇报》，1994-04-17。
邱崇丙在《民国时期图书出版调查》一文中，以民国出版的图书上海所占比例证明了这一点。
见《出版史研究》第2辑，172页，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
[5]如德富正敬的《满洲建国读本》就宣扬“满洲国”
应“以大和民族的优秀国民性和文化作为中心，结合土著民族固有的文化，建设新大陆文化”
。
见该书206页，1940年版。
其教育方针，初为“王道教育”
，后又确定为“体会日满一德一心”
，“养成忠良之国民”
，也就是培养顺民。
见《第一次满洲文教年鉴》，551～552页，1933。
[6]这种文化在内部构成上也是不平衡的。
正如毛泽东所言：“解放区的文化已经有了它的进步的方面，但是还有它的落后的方面。
解放区已有人民的新文化，但是还有广大的封建遗迹。
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
《毛泽东选集》第3卷，10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正宗爱国报》，1912-09-02。
[8]《政府公报》，1913-06-23。
[9]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260～263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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