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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捐办的义学、社学，亦令中西兼学。
此外，奖励绅民办学（民间祠庙不在祀典者，也改为学堂）。
在专门学堂方面，筹备设立铁路、矿务、农务、茶务、蚕桑、医学等学堂。
第三，倡导西学。
在提倡西学方面的直接措施有：派人出国留学，由各省督抚就学堂中挑选聪颖有志深造的学生，派赴日本等国游学；建立译书局和编译学堂，编译外国教科书和其他书籍等等。
从这些措施可以看出，有关教育制度的改革，是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对封建主义的传统教育进行了重大冲击。
这些改革措施体现了维新派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使他们的教育主张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表达。
另一方面，无论从科举制度的改革，还是京师大学堂的设置，都保留了一定的封建性的内容，反映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局限性。
三、革命派的教育活动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教育主张不仅与封建阶级的教育截然对立，而且在教育与救国的关系、教育目的等问题上与资产阶级维新派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在教育问题上，资产阶级革命派揭露抨击了封建主义的教育剥夺人权，阻碍人们在智力方面和物质方面的发展，使中国人民陷于“穷苦愚昧”
的地步。
他们要求进行革命的“国民”
教育，通过革命教育培养人们的自治能力，独立品质，以及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批判封建教育的同时，提出了倡女权和兴女学的要求。
在这个问题上，资产阶级革命派比起改良派前进了一大步，不仅用民权思想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教育，而且把它同反“压制”
、反“束缚”
的爱国革命运动联系起来。
除了揭露和抨击封建教育的积弊，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洋务教育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教育救国”
思想也作了坚决的斗争。
1907年，秋瑾在《中国女报发刊辞》中，抨击几十年的洋务教育“无宗旨，无意识，其效果乃以多数聪颖子弟，养成翻译、买办之材料”
，而多数学生更是“以东瀛为终南捷径，以学堂为改良之科举矣。”
[53]所倡洋务教育实际上没有最终摆脱“中体西用”
的框架，带有深刻的封建性。
针对一部分改良主义者片面强调“教育救国”
，而否定革命的观点，革命派表示坚决反对，明确宣布“改造中国之第一步”
只有革命，不能颠倒革命与教育的关系。
邹容说：“革命者，国民之天职也，其根柢源于国民，因于国民，而非一二人所得而私有也”
；“欲大建设，必先破坏，欲大破坏，必先建设，此千古不易之定论。”
可见，革命派强调革命、破坏，并不是为革命而革命，为破坏而破坏。
他们所说的革命与建设新社会、新世界紧密相连。
教育问题同样受到他们的高度重视。
邹容说：“吾侪今日所行之革命，为建设而破坏之革命也……吾于是鸣于我同胞前曰：‘革命之教育’。
更译之曰：‘革命之前，须有教育；革命之后，须有教育’。”
[54]孙中山则把兴办教育，特别是发展师范教育视为革命后首要办的大事。
他说：“学者，国之本也，若不从速设法修旧起废，鼓舞而振兴之，何以育人才而培国脉。”
[55]又说：“我中国人民受专制者已数千年。
近二百六十余年，又受异族专制，丧失人格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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