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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尺之童，靡不灼知其故。
而救护日月之典，祈雨祷晴之事，官吏犹循成例举行，其子弟斥为怪诞不经。”
[38]
第四，传统经学不可怀疑、不可议论的地位也受到动摇。
清政府内部一些官员以教育崇实为理由，要求改革大学课程。
其称：“大学堂设有经学科一门，国文学一门，所以保存国粹，用意至为深远。
唯将来升入之生徒，皆由高等毕业而来，高等学科原有经学大义、中国文学两门。
诸生由小学、中学递升高等，其于两种科学经数年之研究，当以深窥其意蕴。
大学堂为国家储备任用人才，意在讲求政事，见诸实行，自宜注重实业。
经学，国文两门，但应听其自习温习，毋用讲堂授课。”
[39]在清末教育改革中，提出废除小学读经，并反对将经学独立为一科的不乏其人。
这种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
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变革——中国将走出中世纪。
中世纪的哲学，即经学必将为人所抛弃。
人们需要更新的、能使中国走向富强的知识而不是固守国粹。
富强成为人们最高的价值观念，是判断一切的标准。
在看到清末教育改革的成就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其时教育与社会之间的供与需，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其一，遑论其时不少地区的新式教育仍然呈现“雪花效应”
，毫无起动举止，即使教育最为发达的地区，如京师所在之地的直隶，学生人数仍不足社会人口的百分之二，故“教育普及”
之说确实“难乎其言”
。
其二，就现实社会所反映的学校数和学生数而言，其中水分很大，有相当大一部分学堂仅是旧式教育机构的改头换面，所教所学仍然完全囿于传统的教学范围之中。
其三，即使其时真正称得上新式教育的教学机构，其中教学内容受制于“中体西用”
教育宗旨的束缚，故不适于现实社会进步的成分仍占有极大的比例。
如其时小学阶段的“读经讲经”
课程，即占全部课程的五分之二，加之师资队伍整体水平低下，专业知识储备不足，因此这种新式教育应打的折扣也很大。
其四，这一时期教育供给的不足，还表现在中、高等教育发展的不足，尤其社会真正需要的新知人才的短缺。
尽管“新政”
令下之后，高等教育有过短暂时间的“普及”
，这就是1901—1903年间各省省会多设有省立大学堂，然而这些大学堂大多名实难副，所以1903年清廷下令除保留京师、山西、北洋三所大学外，其他各省大学堂一律降格为高等学堂。
即便如此，据1909年统计，全国官立高等学校的设置，包括三所大学堂在内也仅有主要属于中学高年级阶段的教育机构123校，学生22262人，而其中法科特种学校即占47所，学生达12282人，分别占整个高级学校数和学生数三分之一强和二分之一以上。
[40]由此可见，其时高等教育不仅发展不足，而且还处于一种畸形发展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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